汉武帝时期为什么要进行财政改革？_社会

西汉初期实行的是轻田租而重赋税的赋敛政策，农民不但要承担口赋、算赋等繁苛的捐税还要缴纳以货币形式征收的劳役代金，同时受到封建国家和商贾的双重剥削。农民如此辛苦却不足以谋生，生活水平不及手工业者，更不如商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一个经济领域的高度繁荣，必定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劳动力的流向。农业生产者迫于生计再加上逐利欲望的驱动，纷纷走出田地，一时间小农背本逐末成风，从事冶铁、采铜、铸钱等行业者不计其数，班固叹之“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

大量人口弃农，将直接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甚至动摇整个社会的经济根基。农业是天下之本，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减少将直接动摇社会根基。即使遇到丰收年份，人民仅仅也只是勉强度日，丝毫没有剩余，粮食储备严重不足。因此，稍有灾荒，就会出现“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鬻卖爵子”的悲惨局面。另外，高度繁荣的商品经济其实只是给部分人提供了创造财富的机会，“夫权利之处，必在深山穷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这部分人非权即势；而农民弃农之后，也从无非是逃亡山林，或沦为佃农、奴婢，虽然从事商业生产，但得不到实实在在的商业利润，改变不了被盘剥的命运。

如此一来西汉社会流民数量就会急剧增加，从而加重了政府管理的成本，对社会秩序的稳定构成了威胁。依此情况发展下去，国家用度不足，必将加重老百姓的税赋负担，原本就深受政府、商人的双重迫害的劳动人民的势必会忍无可忍起来反抗，甚至动摇西汉王朝封建统治的根基。

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造就了一批豪富，他们“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他们与政府官吏相勾结，套取政府信息，搞不法投机，“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馀业，以稽市场，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积累财富后，不但不为国家所用，反而公然违抗法纪，对抗朝廷，拥有巨富的豪强势力因此逐渐膨胀。富商大贾势力的不断壮大，加剧了土地兼并。生产技术水平低下，商人积累的资金，没有合适的投资去向，只好大量用于购买土地，“以末致富，用本守之”。

他们往往是规田千顷，而且占田越多获利越大，“今汉民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然豪强富人占田逾侈，输其赋太半，官收百一之税，民收泰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强也”。加上文景时期不限兼并，故汉代土地兼并发展迅猛，到武帝时出现了“富者田连仟佰，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剧烈的土地兼并，产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农民起义时有发生。限制土地兼并，成为执政者不能回避的社会问题。

严重的政治、经济问题，无疑对西汉王朝带来极大的冲击，直接表现为国库亏空，用度不足，急剧膨胀的富商大贾势力甚至有动摇汉室统治根基的趋势。西汉政府一直惯行的“黄老无为”、“与民休息”经济政治政策以及紧缩的财政政策，显然已经很难适应当前对外解决民族矛盾、对内解决富商豪强的需要了。因此，对汉兴六十余年来的财经制度，作全面彻底的调整与变革，无疑是摆在汉武帝面前的一项首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