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剑”的文化_武当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剑被赋予了神圣的文化，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自古以来，剑被渲染的出神入化。历史上，史书对剑的着墨，远胜其他兵器，剑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尽管剑的实用价值和显赫的军事地位，只存在于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初期，但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影响力却从未削弱，尚剑之风发展为以“剑’夕代“武”，人们常常以“剑”作为习武的象征。后来与侠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剑文化。

1.帝王把剑作为自己权力和地位的象征物

剑是神圣的，中国古代帝王均备宝剑。《刀剑录》载：“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以三年岁次丁己，采北抵铜，铸两剑，各长三尺二寸”，然后“令李斯做小篆‘定秦’两字，分别埋于阿房宫的阁下和观台下”。

在古代，宝剑并不多见，所以一旦发现自然归属于有权势和地位的君王。《兵略篆闻》有：时人孙炎隐居谷中，有人“以一宝剑奉炎，炎以为剑当献天子，斩不顺者，我人臣不可私受”这里名剑理所当然属于君王的观念，显然是受等级礼仪思想的束缚。统治者得到宝剑意味着君权神授王莽造“神剑”，“练五色石为之，铭曰神胜万里伏”，诸如此类，都表明剑是古代帝王自视一统天下乃受命于天的神圣象征。魏齐王芳在正始六年铸一剑，常服之，无故自失，但有空匣如故。“后有禅代之事，兆始于此，寻为司马氏所废”这种学说其实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都未绝迹，剑便与帝王之间，与江山社樱之间产生了特殊关系，并经常扮演着预言王朝兴亡，天下治乱信息的角色。

宝剑代表了君王的权威、威仪和力量。能在特定的时候作为君王代表或权力的象征。周昭王“铸五剑，各投五岳”：汉武帝“铸八剑”、“五岳皆埋之”，都有替代君王镇守四方的用意。《三方图会》录有“惟皇宝之，优而弗玩”，说明宝剑为皇家专有。“汉帝相传以秦王子婴所奉自玉玺，高帝斩自蛇剑”：李自诗亦有“一朝让宝位，剑玺传无穷”。这些足以证明作为这种象征，剑又代代相传。

2.佩剑之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度盛行

古代佩剑具有明显的等级观念，随着剑在战场上作用的减弱，佩剑之风的流行，等级之分也更加明显。据考证，早在西周末春秋初，就有佩剑之风“简公六年，令使初带剑”1973年在长沙城东南弹子库的战国楚墓中发现了稀有的艺术珍品—人物御龙帛画，帛画长37.Scm.宽28cm，画面中心人物神情潇洒自若，身材修长，高冠长袍，腰间佩带长剑，威武而高雅。当时的佩剑，其功用主要是防身自卫和便于舞练。

刘邦建汉后，“自天子以至百官，无不佩剑”。在当时剑不仅可以防身自卫，而且也是一种礼仪制度，用来表示人的英雄气概。佩剑是有要求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剑在左，刀在右：剑在左，青龙象也”

汉后“唯朝带剑。晋世始代之以木，贵者犹用玉首，贱者赤用蚌、金银、，帽为雕饰”。以目剑代替铁剑来佩饰，只能是显示沿袭前朝之俗和做等级鉴别之用，与防御无关。佩铁剑的目的十分明确，即防身迎敌之器用。在《隋书·礼仪志》所记载的舆服制度中，按官品的高低作出各种不同的佩剑规定“一品，玉器剑，佩山玄玉二品，金装剑，佩水苍玉三品及开国子男，五等散品名号侯虽四品、五品，并银装剑，佩水苍玉，侍中己下，通直郎己上，陪位则象剑。带直剑者，入宗庙及升殿，若在仗内，皆解剑。一品及散郡公，开国公侯伯，皆双剑二品、三品及开国子男、五等散品号侯，皆只佩，缓亦如此”从佩剑看，等级也是分明的不谙剑术的人，为了炫耀等级，往往也要佩剑。

3.武当尚剑(剑是道家降妖除魔的法器)

剑器在武当道内原是做法事、搞庆典等必备之器物。武当剑器原本是以桃木剑为假借，以特定的环境为道场，以具有较高智慧的修真高道为主导，开展所谓“降妖驱邪”，以“安其身”或以“定其所”的道教活动时使用的器具。后又演化为道徒拜别师父时，师父将拂尘、红绞及剑赠与徒弟作为告诫和醒示物三尺青锋宝剑斩断情线尘缘。道徒一旦被俗事所恋，难以割舍，当想起师父所赠的三尺宝剑，当机立断，挥斩尘缘，一心向道，神定心安。所以武当道内，剑是“斩妖驱魔”的利器，是正义的象征。修炼之时，“驱心魔”是里，有形剑为表，由表及里，表里如一，躯舞剑挥，自然一体在武当道教眼里，剑成了降妖除魔的法器，因此尚剑成了武当必不可少的信仰。

道教武当山，首先是尚剑，“武当有渊源，宝剑值千金”据宋代《玄天上帝启圣录》记载：玄天真帝君越海东游时，丰乾大天帝赐给他一把“黑驰裘角断魔雄剑”，令他佩此剑居山修炼，收斩妖魔。玄天真武帝君几经历险，后到武当山下，果见山藏谁没，于是入山渡涧，择地隐居内修。据传到元末明初，武当拳祖师张三丰集“黑驰裘角断魔雄剑”之特点，取山中铁英铸剑，并以山下龙泉之水淬剑，取亮石磨剑，历经数年铸成“武当龙门”古剑。宝剑上的七颗金星，若碰到妖魔就会化作万道霞光，以镇邪恶，故称为“七星宝剑”。

张三丰在《熔神铸剑》一诗中写到“师传铸作青蛇法，坤鼎乾炉锻炼成。非铁金生杀气，无形无影自通灵。掣来匣外乾坤窄，收入胸中芥子生。万两黄金无觅处，隐然身畔斩妖精”。可见，武当剑在铸造之初就与站要镇邪相联系。以致后来辽宁北镇人宋唯一在《武当丹派剑士》中称：“武当剑术乃洞玄真人张三丰受真武之大法，原为护道降魔起见。嗣后，祖师立成九派，分为三乘。上乘堰月神术，即字柱、极三字之派也：中乘乃匕首飞术，即符、鉴、匕三字之派也：下乘乃长剑舞术，即釜、筹、丹三字之派也。”其中“降魔”、“堰月神术”、“匕首飞术”等都没有脱离武当剑避邪驱鬼的初衷。

4.剑被文人视为气质和性格的标志

自古以来文人墨客与剑就有不解之缘，表现在他们的行动中，写在文学作品中。儒门鼻祖孔子做主持修订的《六艺》，专门记述了台子羽提剑斩蛟的故事。世称孔子有“三千弟子”其中七十二人精通“武艺”“子路戎服见孔子仗剑而舞”，“勇武而精于剑术”。宋朝著名的诗人陆游“十年学剑勇成癖”，“少携一剑行天下”。

爱国诗人辛弃疾“剑指三秦”的剑韬武略，至今仍激励着仁人志士的报国之心。因为剑形直而光荣，当然更因为剑的美好而神圣，在文人诗歌中，往往被用来比喻刚正不阿的道德情操。剑的杀伐功能，便指向了与贤良势不两立的大臣们。诸如：“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赠君，谁有不平事”(贾岛《剑客》)王维的“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动百万师”、王健的“轮剑直冲生马队，寸由旗旋踏死人堆”等，都是由剑的神秘所在，又追同到现实人世间。

根据多方考察，在文人的诗句中，剑具有多种象征，嘱咐友谊、自由、浪漫、修身、神圣等，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大大超出了剑本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