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商鞅变法与秦文化的相互关系_商鞅变法

文/李时针的时针

导言

战国时期，周王室渐衰，周朝礼崩乐坏，诸侯国之间彼此攻伐。各诸侯国都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方法来增强国力，以求得发展壮大。例如：魏文侯时期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赵国的“胡服骑射”、秦国的“商鞅变法”等。各国的变法持续的时间是有长有短，取得的成效是或多或少，这些变法之中“商鞅变法”无疑是各国变法中最成功的一个。“商鞅变法”的成功，是秦国最终统一华夏的关键性因素。自秦孝公时期起，秦国世代国君沿用“商鞅变法”制定的策略不断的发展壮大，最终得以完成统一大业。那么商鞅是怎样使得变法在秦国顺利推行并且商鞅死而秦法未灭的呢？下面笔者从秦的起源发展说起，为您剖析“商鞅变法”与秦文化的相互关系，向您解答这一问题。

一、从秦的起源发展看秦文化的养成

秦起源于空旷荒凉的西北地区，在周孝王时期，秦的祖先非子善于养马，周孝王将秦邑封给非子，让他重新延续嬴氏的祭祀称作“秦嬴”，老秦人的拓荒之路自此开始。

于是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史记·秦本纪》

秦因地处周王朝的西部边陲，与西戎等游牧民族长期斗争。当时的戎狄部落正处在富于掠夺性、侵略性的发展阶段。经常性的侵略秦人的领土、掠夺秦人的财物，因此一代代老秦人用鲜血和生命与其战斗以谋求生存。时间来到公元前771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秦襄公带兵勤王，之后又派兵护送周平王迁都洛阳，秦襄公此举让周平王大为赞扬，封秦襄公为诸侯，并且把岐以西之地赐给襄公：

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史记·秦本纪》

在公元前770年，秦国正式成为奴隶制的诸侯国，并且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秦穆公将周平王的这一纸空头支票兑换成功，并且成为了春秋一霸。

秦穆公死后，秦国十几代君主在碌碌无为中度过，传到秦孝公手中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秦国，秦孝公为救亡图存，向天下发布求贤令：

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史记·秦本纪》

在魏国郁郁不得志的商鞅得到消息前来报道并成功以“霸王”之道说服秦孝公，孝公用商鞅进行变法，秦国脱胎换骨，国力民力得到极大的提升。自此经过六代人努力，至始皇嬴政一统天下。纵观秦国的发展史，是一部老秦人的拓荒史，养成了不同于中原大地的秦文化，愚以为秦人独特的文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崇武尚战，勇悍坚韧；秦部族在早期的发展中，为了生存不断的向荒凉的西北地区开拓，不单单要面临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要和尚处于游牧阶段的戎狄部落战斗。秦部落依靠武力，在战争中巩固并开拓属于自己的领地。在世代和狄戎部落斗争的过程中，秦民不怕失败，不怕挫折。他们把为部族的生存和发展而战视为光荣，把杀敌立功者视为英雄，铸就了崇武尚战、勇悍坚韧的民族性格；不计出身，任人唯贤；秦部族处在长期的战斗环境中，讲求的是能者居之，有能力善决断的人才能够带领部族取得胜利。因此，在秦国的制度中，并未形成严格的传子制，宗法观念也比较薄弱。秦国由于没有严格的宗法制，同宗族的人被任用的不多，他国的有识之士却能在秦得到重用。秦崛起的过程中，任用了大量的六国的人才。例如：一张羊皮换来的百里奚、在魏国不得志的商鞅、茅 厕 丞相范雎等。秦对人才，尤其是外国人才能够量才而用，不讲求出身，任人唯贤。

范雎

3. 重功利、轻伦理；秦人在长期与狄夷混居战斗的过程中，价值观也受到了狄夷等游牧民族的影响。他们关心 的是生产、作战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利与害，对于东方六国所注重的仁义之兴废，礼乐之盛 衰 以及道德之完善并不是很在意。秦人在观念里面重视功利，讲求的是实用主义。

通过以上几点可以看到，秦在其特定的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秦文化，可见其受中原传统的礼乐文化影响较小，本身又具有重功利、轻伦理、讲求实效的特点，因此秦民对于变革图强的各种措施容易接受，改革遇到的阻力相对要小。

二、“商鞅变法”与秦文化的相互关系

“商鞅变法”的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充分总结利用了秦国的文化传统，并且根据时代的要求与秦国的社会现实进行了适当的改造与引导。利用改革消除了秦文化中的弊的一面，彼此互相促进成为利的整体，使得新制度和新文化结合起来共同推动秦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从而取得最终的成功。笔者认为“商鞅变法”与秦文化的相互关系主要是体现在以下两点：

（一）、商鞅变法对秦文化传统的整合；

秦人的尚武精神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的重要表现就是私斗成风。商鞅通过奖励军功和禁止私斗锻造出一支战无不胜的虎狼之师。

“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史记·商君列传》

秦人崇武尚战，民风彪悍，国民私斗盛行。商鞅通过对秦民价值观进行引导，使其将好勇斗狠得以在战斗中发挥，这时的尚武精神只表现于国家发动的对外战争中，从而大大提高了秦国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商鞅奖励军功的思想和政策被秦国后代君主继承和发扬，造就了一支英勇善战、士气旺盛的军队，虎狼之师自此使山东六国闻声丧胆。这只强大军队的出现既是秦国文化传统长期熏染的结果，也是商鞅变法“壹民与战者”思想引导的体现。

秦文化中宗法观念相对淡薄，商鞅推行“郡县制”将权利收归中央，加强君主的集权控制。对反对变法的贵族依法打击，限制和削弱贵族的世袭特权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维护法令的权威性。

针对秦民家族，商鞅变法鼓励、引导秦人把大家族变为小家庭,新法实行后“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在社会上普遍确立。此举改变一部分秦民的婚姻方式，加速了人口的增长。人口增长不单单利于农业生产，还能增加税收，为秦国的强大奠定了人力与财力基础。

（二）、“商鞅变法”对秦文化传统的顺应；

秦民重功利，商鞅从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出发制定改革措施，使得变法与秦的观念顺应起来。商鞅以"霸道”游说秦孝公，“霸道”是强化君主集权,使用刑法,奖励耕战,以经济和军事实力称霸天下的理论，这种理论与秦功利价值观产生了共鸣，立即得到了秦孝公的认可。

商鞅一直将耕战放在变法的核心位置上，为了鼓励农业耕织的发展，商鞅规定：对生产粮食布帛多者免除徭役。商鞅还制定了以谷物捐官爵的政策，“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生产出更多的粮食，还可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此外，提高粮食价格，也是推行重农政策的有效措施。对于那些不从事农业生产者,则给予限制和处罚。通过加强对思想文化的控制，使农民能够心无旁骛，专心从事农业生产。

耕织与战争是此次变法的核心内容，为提升秦民战斗力，商鞅同样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与手段，主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壹民于战”全民皆兵，即使贵族也要服兵役；“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厚赏军功，把军功作为任官和赐爵的基本依据；设定了二十级军功爵制度，“富贵之门必出于兵”，当兵成了秦民追名逐利的不二途径。严厉惩处战争中没有战功或逃跑者。倘若于战场上不奋勇杀敌，那么不但自己要被处死，还将连累父母妻孥。商鞅依靠严密的赏罚措施，把秦民纳入了战争的轨道。商鞅靠着严密的政策法令和具体的制度推行新法，政策措施的精神实质与秦国的文化传统又是相统一的。这就使得他的政策能够顺利的推行下去。

编者结语

秦国由于其地理位置与发展斗争的特殊性，形成了秦国特定的秦文化——“好功利”、“轻伦理”、“崇武尚战”等。商鞅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和秦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改革路线，根据秦文化的特点提出改革措施，使得改革措施和秦文化彼此之间可以相辅相成，去除其糟粕，吸收发扬其精华。将秦文化中的精华用来服务于变法，变法中的政策法令又能弘扬秦文化，新的制度与秦的文化传统有机结合，使得秦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低谷中彻底崛起。

山东六国所进行的改革之所以失败，除了变法本身的局限性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变法的措施会与其本国的思想文化或传统势力发生冲突，导致变法措施难以有效而全面地推开，也就影响了变法的实际效果，变法的效果受到局限，又为反对者找到了攻击的口实，招致变法的条件稍有不利，变法就会中途夭折的现象发生。

因此不管是改革还是做事，讲求的是方式方法，讲求的是两者的相得益彰，合适的才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