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国时期佛教的困境

　　关键词：佛教 僧人 僧团 社会地位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3）01-47-51
　　美国著名汉学家霍布斯维兹认为“中国佛教的复兴”的说法犯了三重错误：首先，大部分情况不是过去的新生，而是一系列的革新；不是宗教复兴，而是把宗教改为世俗；其次，它决未在整体上影响中国人。…
　　依据佛教的传统，只有出家人才是佛教真正的主人，才是佛教义理的真正研究者和弘传者，佛教的兴衰应以僧伽的优劣为主要衡量标准。近代以来，即使是在佛教“迅速发展”的二三十年代，作为出家人载体的僧团依然混乱不举、僧人佛教义学修持的整体低下，僧人及佛教的社会地位一降再降，甚至失却了整个社会的信仰。
　　僧团的混乱不举
　　首先，僧团成了庞大的食利阶层，以至于违规犯戒。印光法师对此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和体会，他说：“佛教之衰其原因有三：滥收徒众；滥传戒法；滥褂海单”。自雍正废除度牒制以来，政府没有颁发任何限制出家的法令或政策，僧人们可以自由招收徒弟，出家不受任何限制。为了获取金钱，当时的寺庙莫不以徒属众多为荣，于是，“一见有人出家便不问其宗旨学问，抱定来者不拒之心；甚至有一班昏庸的和尚几乎以传戒为营生，以至彼此间相互竞争，“春季传了冬季又来，甲寺传一次戒乙寺立刻也跟着传，传戒的时期之短更属荒谬，有一个多月甚至有半个多月就算了事的，全视求戒人之多寡与生意之好坏而任意延长缩短，完全视同儿戏”，至于求戒僧尼的信愿，以及对于佛法与戒律是否明白是从未顾及的。同时，由于贫困、战乱（北伐战争、中原大战和1931年后的日本侵华战争）、社会动荡或天灾人祸等原因，很多人因走投无路而愿意遁人佛门。据1936年的《全国寺庙僧尼统计》，除四川、河南、江西、安徽和湖南外，全国共有大小寺庙庵院267000多所，僧尼738000多人。其中90%以上为贫苦农民出身，文盲占80%以上。“不是没饭吃的就是当兵畏死的，真有学问的和有财产的或为自己了脱生死，为佛宣传真义，那真是千个之中难找到一个的。”其出家的动机“百分之九十九有零都是为的解决吃饭问题”，真正以修持为宗旨的实在是极少数。因此，他们不但不能负起弘法利生的责任，甚至连出家为何事、佛教为何物都感到莫名其妙，而只是把佛教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于是，终日都在谋自己的利益，解决个人衣食问题，“道不求明，学不求实，而惟衣、食、住是务，衣则求其新美，食则希其甘旨，住者营其高屋”。除此之外，对什么事都漠不关心，“无一个能为宏扬佛法而牺牲的，无一个能为研究宗纲而牺牲的，更无一个能实行佛化使命而牺牲的”。他们通过诵经、拜皇忏、放焰口等超魂度鬼以赚取金钱，没有事的时候就“吸洋烟、喝老酒、打麻雀”甚至破戒犯规终日沉湎于吃、喝、嫖、赌、吸，无恶不作，完全背离了佛教真义，极大地损害了佛教的形象使之处于更加尴尬的境地。
　　其次，大和尚们只注重个人享受不能为广大僧众谋利益。即使是有寺田十百千顷的丛林，既不开堂参禅习教又不接众褂单，所有的寺产均为住持僧一人挥霍享受。如河南的长老方丈们穿的都是绸缎衣服，不像“三江各地的僧伽衣履整齐大袍大袖，他们小袖长衫，炫目光彩之色，皮鞋、洋袜走起路来摇摇摆摆。”以致有冯玉祥驱逐僧尼、掠夺寺产的事发生。云南长老方丈们的工作就是吃、喝、嫖、赌，“吃完饭向大烟床上一倒，小和尚替他烧烟、倒茶，脾气来了，拿小和尚做个出气桶。”怪悟的《和尚的种种色色》一文，对和尚的生动描述可使我们对此有一个比较直观的了解。他说，方丈和尚食的是百味美食，卧的是铜丝铜床，侍者随意呼唤，出门游玩，高车大马；法师和尚虽然开口就讲仁义道德，其实心中却男盗女娼，其弘扬佛法也是骗人钱财的招牌；知事和尚对其势力所能及的一般僧人，稍不如意就香板加身或罚跪，甚至以“不守清规”而逐出山门。大和尚们的挥霍使丛林负债累累，甚至为了偿还债务而变卖寺产，“动辄闻有某寺负债几千几万，皆在今日中国丛林中比比见也，负债之不能脱，于是只有图谋变卖寺产之一途了”这些住持大和尚们除了挥霍及为自己谋相当的利益外，对整个的佛教没有顾及。他们作为佛教的既得利益者，拥有大量寺产不但不做佛教事业而且还反对别人建设模范道场，不但不教化为数众多的徒子徒孙而且还百般阻挠有志青年求学。纵使有时想到佛教的前途，也是觉得“佛教到了末法时代已不可挽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