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师梁启超教作文

　　因此，等到他结束了报刊生涯当起教书先生的时候，他就不会再像“国子先生”或私塾先生那样教人作文了。
　　梁启超1922年在南京的东南大学讲课，其间在暑期学校有一个演讲。后来学生记录整理课堂笔记，经其确认成书，就叫做《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这个作文教学法将文章分为“记述之文”与“论辩之文”两个大类。这个分类其中“记述之文”一节未曾论及新闻报道，是为缺憾；而其中的“论辩之文”一节，虽然也不免大量古文案例，但其观点却触及了新闻评论相通的传播规律和说服规律。
　　这部《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文中不仅讲解了来自西方的形式逻辑：“作文时须自己审察有无违背三段论法，不合便容易破。”而且关注到了文章布局的效率性以及对特定受众的说服效果等修辞性因素。这是中国古代传统“文论”中所没有的东西。
　　我由此想到，当代中国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中学语文和大学语文，其写作目标到底是什么？是否需要预设“大众传播”这样一个传播目标？这在一定程度上涉及这些教学和写作的“实用性”问题。对梁启超研究很深的北京大学夏晓虹教授通过对比梁启超此前另一个版本的“作文教学法”发现，“梁启超已将‘情感之文’完全排除”（《阅读梁启超》）。因此，这其实是一个“应用文”的“作文教学法”。此意颇深。
　　在我看来，语文教学中的阅读作品与作文承担着两个不同的文化功能，并不一定非要重合。在语文课本中固然应当包含一些经典美文，这其实是语文教学中文化传承的功能；但是，作文练习则不必完全受前一种功能倾向的支配，而更多地应该着眼于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实际应用。在当代大众传播的文化环境中，大众传播的文本实际流通量最大，普通人最实用的表达文本，岂不都应当具有大众传播的特征吗？
　　比如，梁启超用“急切”一词来表明议论性文章开头的表达效率：“文章最要令人一望而知其宗旨之所在，才易于动人。……作文时最好将要点一起首便提出，次则早点提出。”
　　这与新闻评论教学中的提示完全相同。一部美国新闻学教材（MEDIA WRITING）这样写道：“第一句或头两句应该清楚，你需要明确表达本文的话题是什么，它对于读者为何重要。开头应简短干脆，直接点出论点。”
　　梁启超“急切”一词用得好，它准确地、动态地反映了观点传播中在篇章开头时应有的节奏感。他在此处举出了两个古文的案例：“如《荀子性恶》篇起道便说：‘人之性恶，其善伪也’；开门见山，提起人的精神，使人非看不可。李斯《谏逐客书》起首便说：‘臣闻吏议逐客，臣以为过矣！’下面列举客之有益于秦，的确是不能破。如若要说的话不敢说，先绕几个大弯，便是很坏的文章。八大家和明代的八股大家，论一事差不多都要从盘古开天地说起，自以为大气磅礴，实是最拙。”
　　其实，古文中“先绕几个大弯”的结构很普遍。比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所作《封建论》，起首一句“天地果无初乎”，从大地兆始、人类起源说起，然后是尧、舜、禹、汤、文、武以下各代，最后才说到唐朝当代。其目的，无非是解决唐代在“封建”这个问题上仍然存在的思想困惑。梁启超直言这种文风很坏，甚至不回避古文名家，只能说这反映出梁启超在近代大众传播的节奏中对议论文体表达效率的深刻自觉。
　　而古代议论文，尤其是从“奏议”中选出的议论文――它们在《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这样的经典选本中传播甚广，它们往往“先绕几个大弯”，其原因是受特定的“接受规律”影响的：因为那些文章的说服对象，正是对小心翼翼的说服者操着生杀大权的帝王们。“先绕几个大弯”无非是因为对于当代“天下第一大”的皇帝来说，只有把“三代”以下的历代帝王们加起来，尤其是把皇帝的祖宗们加起来，才可以在道义和心理上压得住他。“譬如在前清上皇帝书，引几句雍正上谕或乾隆上谕，他心里纵不快活也不敢驳回”（梁启超语）。这样的说服策略，兆始于春秋战国时代游说各国君主的“纵横之士”，而到了明代，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