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30年代关于创作不振的讨论

　　1932年1月，《北斗》编辑部发起了“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的征文讨论。为何要开展这个讨论？丁玲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在这个大变动的形势面前，左翼作家不但要带头而且要团结广大作家去反映已经变动的时代，迎接更大的变动，创作不能再‘不振’了！”该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三省，南方16省发生特大洪灾，在民族危亡时刻，具有强烈救亡和启蒙意识的左翼作家深觉创作不能再低沉下去。“因而创作问题，不但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进入新时期的现在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必须有正确的理解。”左联成立快两年了，但作家们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作的题材、方法和形式等仍未达成共识，创作出现混乱和错误的倾向，召开一次征文笔谈并从思想层面达到“正确的理解”是很有必要的，这也是解决左翼文学创作不振的重要举措。《北斗》作为左联的机关刊物，同时又是大型文学刊物，且左联常委（瞿秋白、冯雪峰、阳翰笙、钱杏邨、郑伯奇、张天翼、叶以群）“或长或短都参加和指导过《北斗》的编务工作”，《北斗》因此成为左翼文艺运动的阵地。有感于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创作状况，杂志社发起了这次征文讨论。除主编丁玲外，22位应征者参与了讨论，他们是：郁达夫、方光焘、张天翼、戴望舒、袁殊、穆木天、叶圣陶、建南（楼适夷）、鲁迅、寒生（阳翰笙）、杨骚、徐调孚、胡愈之、周予同、郑伯奇、邵洵美、华蒂（叶以群）、陈衡哲、茅盾、陶晶孙、姚蓬子、沈起予。在这份名单中，除叶圣陶、徐调孚、胡愈之、邵洵美、周予同、陈衡哲外，其他都是左联盟员，有的还是左联领导，如阳翰笙、郑伯奇、叶以群等。以这些人来探讨创作，话题不自觉地就转换为“左联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如果排除左翼文学的创作状况，站在非左翼立场上看，创作就不再是不振，而是在平稳中发展、逐渐提高，虽有所寂寞，但在目前的社会中也是正常的。徐调孚指出，以前的文艺创作实在没有“振”过，又何来“不振”？戴望舒以为：“在量上固然是没有前几年那样多，现在质上却已较进步得多了。”叶圣陶甚至认为因“生活欠充实不能写出充实的创作”，“以乱写为戒”，“这不能说是不好的现象”。可见，关于文坛创作振不振，大家的看法并未一致。基于不同的理念和立场，自然对文坛创作的评价和期待各不相同。笔者以为，姚蓬子的话道出了文坛的真实状况：“中国近来文艺创作果然不振吗？不是的。我认为它开始从知识分子的书案转移到大众的眼下了。”转移的结果是“我们至今还没有真正成熟的大众文艺的产生”。姚蓬子作为《北斗》的编辑，说话不可不慎重。这透视了当前文艺创作的实情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或者说普洛大众文艺创作不振！方光焘、张天翼、郑伯奇、阳翰笙都在笔谈中确认了这一创作不振的事实。讨论中也提到资产阶级文艺的没落消沉，但并未给予解决方案（“让他们没落去罢”），给文坛开出的药方都是针对普罗文艺，因此，我们认为这次讨论针对的是左翼文学。
　　那么，左翼文学发展至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方光焘认为：“作品的大部分，多半流入于转弄技巧的途上去了，或竟是全篇充满了标语，口号，概念的叙述，和抽象的议论，没有力量，自不待言了。”郑伯奇从内容和技巧两方面来批判普罗文学存在的问题，他说：“即就普罗文学的阵营来讲，我们确实有许多地方值得批判：概念诗，抽象的小说，架空的戏曲，革命的冒险故事，总归一句，这一些观念论的倾向，我们的普罗作家没有吗？——有的，的确是有的。”同时认为在技巧方面也应该得到“清算”：“直译体的语派，舶来品的辞藻，新六朝风的美文，没落期的病态心理描写，这一切都表示现在的普罗作品还没有脱离沙龙和咖啡座的气息，这样的普罗作品，不能为大众所接受，是当然的。”左翼文学存在这么多的缺陷和不足，直到现在“还没产生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政治的打压下反而更加萧条了。因此，希望借助这次笔谈使文艺创作配合当前的革命现实，创作出符合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规范的作品，以此在文坛和政治上取得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