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最繁荣昌盛的第三个巅峰期民国

　　中华历史上，第一个文化繁荣期：春秋战国。书生们（诸子）就凭一张嘴两条腿，走遍天下宣扬自己的理想信念，最为难得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得到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另外，这些人到处游说、争鸣、骂人，也没有被哪个诸侯王拿来一刀切了的，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混得好的，如孙子、吴子、管子、商鞅，能够在一大国施展拳脚；至于苏秦佩六国相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至于成果，真是五彩纷呈，绝对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丰富、最自由的时代。诸子之中，孔子、孟子、墨子、荀子、老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商鞅、申不害、许行、告子、杨子、公孙龙子、惠子、孙武、孙膑、张仪、苏秦、田骈、慎子、尹文、邹衍、晏子、吕不韦、管子……比如《尸子》等许多人的著述言论没有流传下来，可惜之至。
　　中华文化昌盛的第二个时期，是魏晋时期。其自由程度，远远不如春秋战国，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嵇康等不少人掉了脑袋；绵延三百年不衰的谢安家族也难免，比如大名鼎鼎的谢灵运。但魏晋的贡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人性”“自由”解放的思想，之前都是国家社会至上。魏晋时期人好清谈玄理没有什么实际价值，而在理论上，则又流于虚无、诡辩。竹林七贤隐士风范、陶渊明世外的田园智慧，都是很多后人无法向背的。
　　中华历史上第三个文化繁荣时期，可能出乎大家意外，是民国时期。
　　民国的文化人物，涉猎广泛，影响深远，其思想光芒四射、其精神独立自由、其行为狂放不羁、其主义标新立异、其智慧至今无人超越。这些彪炳史册、成就恢宏的文化人物诸如康有为、马一浮、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黄侃、金岳霖、余嘉锡、杨树达、柳怡征、赵元任、李方桂、郭沫若、李济、董作宾、梁思成、陈梦家、萧公权、钱端升、陈康、刘文典、唐兰、蒋廷黻、罗常培、潘光旦、凌纯声、张岱年诸位。这些大人物构成了民国时期文化精神的底色，这些人物的思想照亮了那个阴霾凄凉时代国人的心灵。民国是家破的，民国是落难的，民国是疾苦的，民国是惨烈的，但因为有这些文化的大师，民国的精神是丰富的，民国的气节是高贵的，民国的思想是卓越的，民国的教育是有成就的，民国的人心是厚重的。
　　民国文化的繁荣、思想的辉煌，更体现在学术成就硕果累累，学术大师璀璨耀眼。就学术成就而言，用自成系统的观念，学术成就蔚为大观，学术大师风起云涌：
　　王国维 他主要对甲骨文证史进行了范式性的处理，并以此作为甲骨文研究的指导依据。（这就排除了将一切甲骨文的研究及识别者，纳入学术大师的弊端。） 援引西方美学观念，对中国传统式的文学鉴赏，予以了学术形态化。
　　汤用彤 对中国佛教史进行了符合现代西式学术范式的处理。
　　王力 王力的研究比较专门，不太容易将其马列化，对汉语语言学的研究，蔚为大师，尽管我并不赞成他将汉语予以西式的语法化及词性化。
　　冯友兰 用西方哲学的标准，重构了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称之为“中国哲学”。
　　顾颉刚 应用西式历史研究范式，对中国历史予以了重新整理与解释，为此后的中国史重建，以及新的史学范式的重建进行了方法论澄清。
　　翦伯赞与范文澜 系统地应用马克思主义方法，重新解释了中国历史，是为“马克思主义史学”。
　　侯外庐与任继愈 系统地应用马克思主义方法，重新解释了由冯友兰发明的“中国哲学”，是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熊十力 熊十力其实很难符合这个标准，但考虑到带动了一个被我们视为新儒学的整个学派的振起，姑且算他是学术大师吧。其实如果新儒学派的后辈中，真有人能将新儒学予以，哪怕是框架性的体系解释，也就轮不到熊十力了。
　　吕思勉、陈垣、陈寅恪 属于史料库式的传统史学家。坚守中国传统史学范式，认为史学就是还原或曰陈述史实；缺乏将其传统史学理解予以理论化，建构出一种系统体系的学术意识。他们符合传统学术大师的标准，不符合现代西式学术大师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