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两辞“相国”归家_《民国总统档案》

　　徐世昌移居青岛，要做一个“局外人”似的闲云野鹤，除了有些惩罚自己的意思，更主要的是为了能够静观变化，看清想清一些新的事情。

　　在隐居青岛前，徐世昌自然没有忘记去后宫与隆裕太后等辞行。后宫的人都劝他不要走，与他同授太保的世续甚至跪下来求他继续留在北京。他说自己不能“保护帝制”，无颜留在京城，只能远走闲居。大家都哭了，隆裕太后也感动地哭出声来。皇室对徐世昌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

　　徐世昌答应袁世凯两年后出来帮他，袁世凯最后也是答应了的。可是到了1912年底的时候，做了几个月大总统的袁世凯感觉他的许多政令难以得到彻底的执行，心中烦恼，又去请徐世昌，遭到了拒绝。第二年春天，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南下联络，到处发表演讲，对时政进行猛烈地抨击。袁世凯脑怒无奈之时，又想到徐世昌，前去青岛，请他出山相助，徐世昌还是婉言谢绝。

　　两年来，徐世昌虽两次拒绝袁世凯诚恳的相邀，与袁世凯却还是保持着书信来往。据当时袁身边军事处成员唐在礼记载：在第一届唐绍仪内阁中，袁世凯的心腹赵秉钧是核心人物，但“当时是小事由赵秉钧一人独挑，大事则必与徐世昌相商。实际上，闲居的徐世昌对袁世凯来说，仍然起着宰相一样的作用，而赵秉钧、板西（日本人）、王士珍、段祺瑞、梁士诒等人，只是各部大臣，唐绍仪也不过是遮场的幂幂吧了。”

　　正因为如此，当时就有人称徐世昌是“海滨宰相”。

　　因为徐世昌与袁世凯的关系非同寻常，完全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君臣或主仆关系，而徐世昌本人，在北洋政界军中又享有极高的威望，加上他推行“新政”的成绩、思谋慎密深远极富人情味的政治手腕，这么一个卓而不凡的人，千呼万唤还是没有出来，声誉更大，呼声也就更高了。

　　在1913年3月20日这天，宋教仁在接到袁世凯的急电后，正准备从上海返回北京，还未上车，在车站就遭歹徒枪击。

　　案发后的第三天，巡捕在凶手处搜到了国务总理赵秉钧发给他的多封密电，里面都提到“毁宋”二字。于是，抨击袁世凯的舆论铺天盖地而来，赵秉钧无法在国务总理这个大位上坐下去。袁世凯又去请徐世昌出山，徐世昌坚持原来说过的二年之期，还是不肯出来。

　　1914年，袁世凯终于等到了徐世昌答应复出的时候。为了实践“平定天下”的豪言壮语，早在去年10月6日，袁世凯就用武力逼迫国会推选他当上了正式大总统，接着是一系列的大动作：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废除孙中山为推行共和而制定的《临时约法》。

　　大半年时间过去了，袁世凯推出了新的《中华民国约法》，这个新约法规定：“大总统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

　　就在新约法颁布的当天，袁世凯又下令废止国务院官制，在总统府设政事堂，规定：“凡一切军国大事皆由政事堂议决施行”。

　　就这样，袁世凯用总统制代替了责任内阁制，国务卿便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昔日宰相。谁能获此殊荣，拥有那么大的权利而又让袁世凯放心呢？当然是相交了大半辈子的拜把兄弟徐世昌了。

　　过来的历史告诉人们，政客的本来面目，总是随着权力的攉取逐渐揭开的，这时的袁世凯，可以说是已经掌控了中国，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于是也就大胆地摘除了共和的面具，不再顾及与共和公开为敌。两年多的共和制约使他深感政令不能随心所欲的苦恼，原本对共和的某些倾向和赞同，都因为这苦恼被抛到一边去了。作为在大清王朝栽培下走出来的大臣，袁世凯已经习惯了那种主奴的政治模式。如果说他做奴才臣子时还有些许想法，现在做了主子大总统了，不由又常想起昔日皇帝的威风来。皇帝说出来的话就是圣旨，谁敢不听、谁敢不从！什么共和、民主、自由，总统做得跟儿皇帝一般。

　　袁世凯这个选出来的民国大总统，其实就是个大清皇朝的重臣，如今万人之上了，不满足，露出本性，也怀起旧来。

　　不久前，原清隆裕太后的死，袁世凯通令全国下半旗一天，文武官员服丧27天。不仅如此，还在太和殿举行国民哀悼大会，让参议院议长来主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