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_《北洋军阀秘史》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东山再起的袁世凯曾被人目为中国的“华盛顿”、“拿破仑”，但从历史事实来看，袁世凯只是一个转型时代的现实主义政客，他并不理解也不赞成革命党人所提倡的现代民主制。在袁世凯的心目中，当时最适合中国的仍然是开明君主制。

　　袁世凯也许是对的，在国人自古以来的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下，强行实行所谓的西式的民主政治，其结果不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而且极容易破坏了民主的名声和信誉。

　　任何企图以观念的变化和政治体制的改变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其用意虽然善良，但目的未必能实现，结果也可能是走向设计者初衷的反面。事实证明，如果体制结构和国民的观念结构不变，即使赶走了王座上的皇帝，也未必能没有赶走心中的皇帝；如果人人都想着独裁专制做皇帝，共和制度再完美也不过是空架子。

　　1915年，袁世凯之所以有称帝的行动，是因为中国帝制的土壤太肥沃了；而当民国陷入到各种困境之时（譬如外交与边疆的危机、地方的不服从、民众的冷漠等等），袁世凯便把这些问题的根源归结为：中国缺少一个皇帝。既然民主共和、三权分立（当时其实只有两权，民国的司法权其实一直在坐冷板凳）搞不通，袁世凯只能乞灵于老祖宗，要搞一个政府、一权专制了，结果搞着搞着，就只能继续往帝制的道路上走了。

　　辛亥革命进行了八十三天，巧合的是，洪宪帝制也就搞了八十三天。历史的可笑之处便在于，袁世凯本可以成为华盛顿，本可以成为拿破仑，但作为时代产物的他，却最终选择做了想成为“皇帝”的袁世凯。在洪宪帝制失败后，袁世凯的突然去世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是，在袁世凯死后的民国，它的明天会更好吗？

　　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那就是袁世凯死后的军阀时期的更加复杂、更加混乱、更迫切的呼唤一个强权人物的出现。

　　在清朝覆亡后的这十六年间，袁世凯当政还算维持了表面的统一，段祺瑞在袁死后接过了他的衣钵，也还勉强过得去，但中国此时已经明显分为北洋势力和西南五省势力，等到了曹锟吴佩孚及其张作霖阶段，那就越来越不成体统，战争也是越来越频繁，而且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此时的中华大地，南与南打，北与北打，南北互打，直闹得流血千里，几无宁日……这哪里还是一个国家？

　　老同盟会员吴稚晖曾说，他们这批人开始是真心真意的想从井中将人救出来的，但结果是自己也掉到井里去了，恢复了祖宗的原形，中国人还是在十八世纪原地踏步。革命党人蔡济民后来也曾赋诗一首：

　　“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赢得假共和；早知今日如斯苦，反悔当年种恶因”。

　　此诗在当时传诵一时，何尝不是一种痛苦的反思？在民众极少参与的前提之下，辛亥革命到底有多大的进步？又对当时的民众和未来发展创造了多大的福利？这无疑是需要重新考量的。

　　1916年，袁世凯去世，他的生前知音杨度送了这样一副挽联：

　　共和误民国，民国抑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实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究竟是“共和误民国”，还是“民国误共和”，杨度在给袁世凯的挽联中苦苦追问，而善良的人们也许会有同样的思考：如果革命党人推翻了帝制是一件大好事，引进西方的先进制度也是特大国家进步，那为何民国会闹成这步乱哄哄的田地，反叫无辜百姓流离失所、深受其苦，这又是为何呢？

　　事实上，老祖宗的旧制度和旧法统也并非是毫无可取之处，它既然能沿袭两千多年，这就足以证明它是有效率、有生命力的政治遗产。在这种传统的帝国体制下，老百姓至少还能有个和平安定、安身立命的生活环境，如果替代它的新制度只是“看起来很美”，真实的结果却是弄到最后无法无天、天下大乱，那倒不如保留原有的那个老制度为佳。

　　正因为如此，保皇辩帅张勋便认为时局的糟糕是因为革命引起，所以他要搞复辟，把旧制度、旧皇帝再搬出来，以为这样可以一了百了。但张勋没有认识到的是，旧制度一旦打破，就好比梁启超说的“佛像进了猪圈便不再具有神圣性”，帝制的复辟虽说也代表了一种回归传统的潮流，但却已经不再是主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