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激流勇退离京闲居_《民国总统档案》

　　徐世昌得以重掌中枢，渴望实行新政，深感孤掌难鸣，想到了半世的挚友把兄弟袁世凯，认为他是个能替国家办大事的人，一心想把他拉出来共谋大业。

　　事实上，早在清廷组织皇族内阁时，徐世昌就对另一协理大臣那桐说：“这个位置我占着不太称职，只有慰亭（指袁世凯）才可以胜任。可是我与慰亭的亲密关系大家都知道，担心别人误以为我只是为朋友说话，所以不方便来提这件事。真让我为难，不知怎么办才好？”

　　那桐听他这么一说，便答应道：“这有什么难的，让我去说！”

　　于是，那桐就写了一份辞折，说：“查有开缺军机大臣尚书臣袁世凯，智勇深沉，谋猷闳远……以疾去官，现已积有岁时，当早医调就愈，可出任要职。为此，特推荐袁世凯出山，替代我协理大臣一职。”

　　徐世昌虽然担心自己直接出面替袁世凯说话会使人生疑，但还是忍不住在自己的辞折中力陈要“破除常格，擢用扶危济变之才”。他虽不方便明言，却已有很明确的暗指。

　　遗憾的是，载沣对袁世凯积怨太深，一直未能采纳徐世昌等人的暗指明说。好在，从表面上来看，袁世凯归乡并不是犯了什么大错，载沣只是以袁世凯有“足疾”为由而将他开缺出京师的。这“足疾”，在载沣是个赶走袁世凯的借口，在徐世昌却成了个帮助袁世凯早日出山的借口。

　　现在袁世凯的“足疾”已愈，又是个堪当大任的人，在此朝廷急需人才之际，应该出山了！徐世昌见载沣不采纳自己的建议，仍不气妥，就抓紧了“足疾”一事，继续为袁世凯的出山大声疾呼、大造舆论。

　　奈何载沣对袁世凯积恨还是无法除去，任由徐世昌如何保奏，就是不予允准。徐世昌见情况如此，却还是不死心，一面重用袁世凯心腹旧人，为袁世凯复出作为铺垫，一面继续努力争取着。

　　徐世昌刚离开东三省督抚位置时，曾做了一年的邮传部尚书，就是在这个职位上，他对袁世凯亲信梁士诒等“一仍其用”，竭力保全。后来，徐世昌入了内阔，又推举袁世凯最信任的北洋官僚唐绍仪接任邮传部尚书。

　　徐世昌一直暗地里紧锣密鼓地为袁世凯的复出努力，效果并不是很明显。然而到了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这对袁世凯的出山，是个天赐良机。起义军士气高昂，随着起义成功，更是军心大振。朝廷要镇压起义，只能依靠北洋新军。可满人陆军大臣荫昌，却前线指挥失灵，北洋六镇，由袁世凯一手训练出来，如今从将到兵，也还是只听袁世凯的。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清廷上下，这才慌乱起来。

　　徐世昌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举头苍天，长声叹息：“慰亭复出，时机已到！”

　　徐世昌很快全方位地开展活动，促使袁世凯出山。关于这事，末代皇帝溥仪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袁世凯的‘军师’徐世昌看出了时机已至，就运动奕劻、那桐几个军机一齐向摄政王保举袁世凯，并以辞职、不上朝要挟，逼得载沣无策，最后乖乖地签发了谕旨。”

　　载沣签发的谕旨是：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各路大军。

　　袁世凯重操大权，南下镇压革命。徐世昌推袁世凯出山，完成了一项历史性任务，他们再次联手，还是袁世凯唱主角，徐世昌在背后出谋出力，二人配合，珠联璧合、天衣无缝。

　　当时表面上唯一还掌控着军权的，还有摄政王兼陆海军大元帅载涛。怎么才能排挤掉这唯一的绊脚石呢？袁世凯就此与徐世昌商量。

　　“让他率兵上前线，一定会吓得他打退休报告。”徐世昌想了想很有把握地说。

　　袁世凯听了，眼珠一转，哈哈地大笑起来。

　　第二天，他便以总理大臣的名义，直接下令让陆海军大元帅载涛统兵去攻武昌。命令发出不久，袁世凯便收到了载涛的请辞报告，上面写着：身体不适，请辞陆海军大元帅一职。

　　由此一来，大清军权，全都掌控在袁世凯手上。

　　对于袁世凯，清廷迫不得已启用，却十分地不放心，而把全部的希望，仍寄托在徐世昌身上。为表示朝廷对徐世昌的重视与信任，在把军权全部分交袁世凯的同时，朝廷再加封徐世昌太傅太保，希望如此的殊荣能使他对大清王朝鞠躬尽瘁，忠心不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