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日籍弟媳的隐秘：两人到底发生过关系吗？

那么，周作人决裂信中所说的“过去的事”，也就是“昨日”羽太信子向他“告发”的是件什么事呢？笔者认为羽太信子不可能“告发”鲁迅曾和她有过性关系。要是这样无中生有地“告发”鲁迅，不也就无中生有地“告发”了她自己吗？这里还有一些旁证。周建人曾和羽太芳子结婚，后感情破裂，周建人在上海与王蕴如结合。鲁迅曾和朱安结婚，也因感情不合，在上海与许广平结合。羽太信子就常在周作人面前冷嘲热骂，说他的兄弟多妻，因而周作人也靠不住，甚至怀疑他1934年7月去日本探亲时(羽太信子同去)有外遇。直到晚年，信子还唠唠叨叨的有这类指责，引起周作人的不快。这件事却也从旁反映了：如果羽太信子“告发”过她与鲁迅有过性关系，她还有什么资格去冷嘲热讽什么“兄弟多妻”呢？她还有什么资格去怀疑指责周作人有“外遇”呢？因此，羽太信子的“告发”必然是：鲁迅曾怎样对她别有企图而遭到了她的严词拒绝。即所谓对她有“失敬之处”。这当然也是周作人所不能容忍的。再有一个旁证。在兄弟之情断裂后，鲁迅离开八道湾，在砖塔胡同找到了临时居住处，就去八道湾搬取还留在那里的东西，不料周作人夫妇大打出手。1924年6月11日《鲁迅日记》记有这么一段：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这当众宣布鲁迅的“罪状”，必然是鲁迅怎样的别有企图，怎样的想得到她，怎样的下流，所以“多秽语”，但不可能是鲁迅曾怎么与她发生性关系，否则，“凡捏造未圆处”，周作人怎么“救正之”呢？总之，有些人猜想羽太信子曾向周作人“告发”了鲁迅和她有过性关系，是既没有根据又不合情理的。

那么，鲁迅对羽太信子是否可能“别有企图”呢？在没有任何对证的情况下，这还得看鲁迅的一贯为人。鲁迅在大家庭中的作风是严正庄重，对弟弟和弟妇们是关怀爱护，肯负责任。他不是那种轻佻浮躁或风流浪漫的人。前面谈到，信子单独给他写信，他的复信大都附在给周作人或周建人的信中；芳子也给他写过不少信，他的复信也是附在给周作人或周建人的信中。这说明他很注意伦理关系。周作人夫妇与他闹翻后，家人们几乎都站在他的一边。母亲不用说了，她坚持要和鲁迅生活在一起。周建人在上海立即给鲁迅来信，后来他和鲁迅一致认为：周作人已“昏”到成为信子的奴才。朱安信任丈夫，她要求和鲁迅—起搬出去住。芳子很快就向鲁迅借钱，她不去向姐姐信子借，却向鲁迅借。芳子生病住医院，鲁迅即去医院看她。周建人的学生许羡苏原住八道湾，住宿学校后，星期天她却常到鲁迅这边来了。这都说明了家人们对鲁迅的信任和尊重。从中也可见鲁迅平时的为人。他们当然都知道信子说了鲁迅什么，但他们心里是是非分明的。

不久前中国大陆有一种说法：羽太信子的气质是神经质的，有时甚至要发癔病。在家庭里，鲁迅对妻子冷淡，而常用日语与信子谈天，信子以为鲁迅对自己特别热情。到北京八道湾，母亲提出不当家，朱安不能当家，鲁迅就让信子当家，信子也以为是鲁迅特别抬举。久而久之，她就以为鲁迅对她有意。后来矛盾爆发，她就把日积月累的内心的想法作为客观事实“告发”了出来，甚至把鲁迅的正常接近认为是“对她不敬”。这说法，虽属臆测，但也可聊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