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的故事：被请去主持革命大计_《民国总统档案》

　　武昌起义，看似偶然，其实早在革命党人的计划之中。

　　在此之前，革命党人起义频繁，这些起义大致是在三个地方进行。一是在边疆省，譬如三洲田起义、黄花岗起义等；二是在长江流域各省，如自立军起义、萍浏醴起义等；三是在东三省或直隶起义，如滦州兵变等。

　　不同地方的起义会产生不同的作用，革命党人邹代藩对这些起义作了一番分析，写出一个报告说：边疆起义对清廷没什么威胁，影响不大，最后又总是被清军击败；东三省或直隶起义直接威胁京师，或能有一劳永逸的效果，但面临强大的北洋军，取胜太难；而在长江流域各省起义，不但因为这些地方富庶，还因为这地段对南北均有辐射力，发展空间很大。

　　革命党领袖研究了邹代藩的报告研究后，认为接下来的起义，放在长江中下游省份最好。而具体来说，湖北新军经过革命党人的策反工作后，已颇具革命倾向，这是一大优势，是其他各省不能与之媲美的。

　　从这些情况来看，武昌起义，不算是偶发事件。然而武昌起义的具体发生，还是有偶然性的因素。

　　1904年成都设立的“川汉铁路公司”，第二年改为官商合办，到1907年改为商办，采取“田亩加赋”，抽收“租股”为主的集股方式，自办川汉铁路。可是，到了1911年5月时，清政府却宣布什么“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强收川汉、粤汉铁路为“国有”，并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以六百万英镑，公开出卖川汉、粤汉铁路修筑权。

　　消息传到四川，川民极为愤慨，很快爆发大规模的保路运动。清廷镇压保路运动的兵力有限，在1911年10月，就从相邻的湖北调兵前往镇压，致使湖北出现防备空虚的状况。

　　一直加紧在新军中发展势力、准备起义的革命党人，看见新军一部被调往四川，华中骤然空虚，感到这正是起义难得的大好机会，经过一番商议，决定乘虚起义。

　　此时，湖北有两大革命党人的组织，一个是文学社，一个是共进会。这两大革命组织在新军中均已发展有上千人，特别是在黎元洪所统领的第二十一混成协中，革命党人的势力最大。这其中，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得益于黎元洪对部下的宽厚包容。

　　有一名叫李佐青的士兵，因为不满大清，竟毅然剪去发辫。当时有“留发留头，不留发也不留头”的说法。把发剪去，意味着是跟大清唱反调，是要被杀头的。这事被告到黎协统之后，正当大家都等着看杀头示众时，黎元洪却笑着说：

　　“发辫剪去，免豚尾之讪笑，导文化之先机，有什么大罪。”完了下令全军，今后若有愿意剪发的人，悉听尊便。

　　作为当时中国军界的一位名将，黎元洪对自己部队中革命党人的活动其实早有察觉，只是心存同情，不作坚决镇压之举。在他统领的新军中，就算是真凭实据地查出是革命党，他也只是将这个革命党革去军职，然后给些盘缠，送出军营。

　　在1904年时，革命党人刘静庵在密谋响应长沙的黄兴起义中，不慎使一份黄兴寄来的密信落入黎元洪手中。黎元洪看信之后，不但没有逮捕刘静庵，反让他以生病为由辞去军职，离营藏匿，同时通令所有此案的知情者，一律守口如瓶，不得泄密。

　　1909年，主笔《楚报》的革命党人张汉杰，在揭发了湖广总督陈夔龙贪赃枉法之后获罪入狱，多亏黎元洪出面为其说情，才得以从轻定罪，后来陈夔龙调走，黎元洪立即保释张汉杰出狱。

　　1910年，革命党人成立振武学社，后经查实，第21混成协中许多人都参加了。对此，黎元洪也未没有严加惩罚。

　　正因为黎元洪的这些表现，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对黎元洪都十分感戴，认为他“廉谨宽厚，得士卒心，又敬礼文士，众望归之”，使他深得革命党人的好感。在武昌起义前，湖北革命党人中声望很高的蓝天蔚、吴禄贞等人都在北方，留在军中的革命党人，多是一些士兵级，人微言轻，不足以振臂高呼，指挥众人。

　　为此，早在1911年4月28日这天，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导人蒋翊武、刘九穗、孙武、张振武等曾齐聚武昌洪山宝通寺，商议起义之后推谁为临时大都督一事。

　　当时就有人提议推黎元洪，可立即有人出来反对，理由是：黎元洪不是我们革命党人，怎么能推他为同志？提议者一时无言以对，蒋翊武想了一会，最后说出推举黎元洪出来做临时大都督的三点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