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佬于右任的传奇一生：于右任结局怎么死的

于右任(1879—1964)，陕西三原人。原名伯循，字诱人，典出《四书》“夫子循循善诱人”。1905年，他因在《新民丛报》批驳钱基博《中国舆地大势论》中“长江流域民族处置大河流域民族”的荒唐论点而声名大噪。此文首次署名“于右任”。“右任”，既是“诱人”的谐音，亦暗含反清之意。因我国一向以“左衽”来指受异族统治，故“右任” 之“任”，系从“衽”而来。

于右任两岁丧母，由伯母房氏抚育成人。幼时家贫，于右任6岁牧羊，差点葬身狼口。17岁中秀才，20岁中举人。庚子年国难当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出逃西安。陕西巡抚岑春煊命学堂师生恭迎圣驾，跪道侧一小时。血气方刚的于右任要致书巡抚，希望他“手刃西太后”，后为同窗王麟生劝阻。于右任剃成光头，脱去上衣，光膀子提着大刀，以一副“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的对联为背景，照了张相，意诀清廷，颇有杀气。不料，此照片落入三原县令德锐手中。县令以于的《半哭半笑楼诗草》和这张照片为证，诬其为“革命党”，下令通缉。于右任得讯后，逃至“志士之集，议论风发”的上海，化名刘学裕(“留学于”之意)，就读于马相伯的震旦学院。于右任的才学深受马相伯赏识。1905年震旦学生反对洋教会，集体退学，马相伯也脱离震旦，决意与同学们一道组建一所新校。马接受于的建议，撷取《卿云歌》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中的“复旦”两字为校名，创建复旦公学(即复旦大学前身)。次年，于右任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入同盟会，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于右任由一个三秦大地上的牧羊少年，励志奋斗，不仅成为集诗人、书家、报人、教育家于一身的社会贤达，而且官拜“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毕生经历了多少沧桑，有过多少喜怒哀乐!院长任上，他明德肃贪，曾信誓旦旦要整肃吏治，既打苍蝇、蚊子，也要打老虎。史实是苍蝇、蚊子倒拍了两只，弹劾过两个鱼肉百姓的县长，杀了一个中央信托局的贪污处长林世良;而面对巨贪铁道部长顾孟余、财务部常务次长顾翊群等老虎，于右任刚刚持枪瞄准，汪精卫、蒋介石便挺胸堵住了枪口。胳膊拧不过大腿，于右任无奈。难怪世人讥他“监而不察，察而不明”、“养虎遗患”。于右任也只能悲鸣：“监察何用?监察何能?可慨也夫!可慨也夫!”他拍案过，惊堂木惊不动老虎;他拂袖过，可蒋介石为“收招人心 ”，欲借他做摆设而死缠不放。于右任在院长的位置上一坐33年，业绩不显。检视反思，除于氏本身的人性弱点之外，当归结于盘根错节的官场腐败。一句话，民国官场太复杂，复杂得笔者三言两语说不清;民国官场太黑暗，黑暗得笔者不屑为文。且让我从容地描摹一下官场之外的于右任吧。

办报，勇为苍生鼓与呼

于右任84岁华诞时，台湾“邮政总局”发行了一枚“元老记者于右任”的纪念邮票。票上印有于氏的亲笔题词“为万世开太平”。端详这枚纪念邮票，于右任感慨万端：“在我生活的历程中，最使我难忘的也最使我怀念的还是从事新闻记者时期。”青史作证，在办报的峥嵘岁月，他的确是昂扬奋发、不屈不挠，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其激烈、壮观简直是惊心动魄!

于右任在上海先后创办过《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4种报纸。虽然报纸存续时间短暂，但影响很大，且一个胜过一个。

自1903年《苏报》被封后，上海的革命报刊几乎全部缄口，而保守派报纸却十分活跃，某报社论更公然为清廷张目，诬革命为叛逆。于右任忍无可忍，撰文反击，但投稿如泥牛入海，这使他产生了办报的欲望。1906年他与邵力子赴日本考察报业，同时谒见神交已久的孙中山。他在日本的华侨中筹募了3万银元，又在国内招游资入股，于次年创办了《神州日报》，以“神州”为旗帜，意在唤起民众的故国之情。报上的纪元一改惯用的清帝年号，而用公元和干支纪年，寓意良深。为让报纸站稳脚跟，他针砭时弊注重策略，巧用“旁敲侧击”之法，在华美的文字中暗藏革命的精魂。正当报纸要腾飞时，天不作美，报社附近的广智书局失火，报社化为一片灰烬，仅靠一点保险金维持。屋漏偏逢连夜雨，报社内部又闹窝里斗，于右任一气之下拂袖而去。当时上海的道台秦乃煌为控制舆论，拟以重金聘于到《舆论日报》当总主笔。道不同，于右任岂能与之为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