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与清明：北朝齐、周两国截然不同的政风与国运_高欢

高欢之前还把“天下浊乱”定性为司空见惯的历史遗留问题，并说，如果过于峻急地惩治，会逼得功臣宿将们都去投奔关中的宇文泰和南朝萧衍。

这番思路清奇的理论，莫名其妙地把人心向背、物质欲望与政治纲纪强行糅合起来，高欢倒也解释得头头是道、浑然自洽，洵然是政治强人历来予智自雄的作风。然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强行自我解说的理论，未免显得高欢境界不广，以及基本政治素养的缺失，北魏以来百余年政治史，显然没有被转化为自己的治国经验。

深入肌骨的腐败，固然起到了一定笼络人心的作用，但相对于这种短时效应，腐败的长远影响是无法估量、更无法换回的。

腐败首先严重阻挠了政治改革。高欢晚年似乎意识到了腐败向政治领域的蔓延，并让长子高澄主推新政，从官制和风气两个方面入手进行改制，高澄抛开浑身都张着血盆大嘴的鲜卑勋贵，专一任用河北汉人名士如崔暹、崔季舒、宋游道等人，从整治腐败、整顿吏治入手进行政治改革，惩治了一大批贪腐之徒。

然而高欢的决心似乎并不坚定。高澄的改革触及晋阳勋贵的利益后，迅速引起极大反弹。上文提到的尉景，因为藏匿亡人的罪名被逮捕监禁，高欢的姐姐常山君来哭诉，高欢便下令把尉景无罪释放，还当着姐姐、姐夫的面打了高澄一顿。反而是于法于理都有亏的尉景，却理直气壮地吐槽高欢，说道要杀就快点杀。真是黑白颠倒、是非混淆。

反腐纠风本是高澄推行汉化的一个切入点，也是魏末以来汉化潮流的自然延续。但高欢始终纠结于人心和法治不能坚守立场，使得这场改革先天不足。后来高澄遇刺，不得不说，与高欢态度是有一定关系的。

高澄死后，高洋不得不对晋阳勋贵表示一定妥协，他大封斛律金、厍狄干、尉景等一干老臣宿将，基本上否定了高澄时代定下的政治调子，反腐败问题又被暂时搁置，随着时间迁移，越来越成为约定俗成的为政习惯。武成帝高湛上位之后，这位本来就没什么自醒自觉的皇帝，很自然地堕入“唯玩声色”（大将斛律光语）的模式中，将国家上下弄得一团糟。

政治腐败牵连引发的问题很多，北齐后期军事支柱斛律光与祖珽、穆提婆等人的斗争，可以说是最为典型的案例。这起案例的焦点是斛律光与祖珽的政治矛盾，表面上看是祖珽谋取中枢执政的位子，与执掌军权的斛律光分权不均，导致将相失和，但里里外外透着腐败的影子。

祖珽本身就是个贪墨成性的无行之人，高欢时代就肆无忌惮地贪污，甚至还在高欢的酒席上偷取金银器，御史中丞窦泰当场拽脱他帽子，在他发髻里找到赃物，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后主时祖珽入为尚书左仆射，大权独揽，与斛律光产生矛盾。他又不知收敛，把府第周围的百姓宅院强占为己用，引发极大恶评，与斛律光几乎势同水火。

齐后主在宫中信用陆令萱、穆提婆母子，穆提婆想求娶斛律光的女儿，被后者拒绝。后来齐后主将晋阳马场的官田赐给穆提婆，斛律光在朝上当庭怒斥后主，说这是因私以废军务。陆、穆母子也都是贪黩不已的小人，自此与斛律光结怨。祖珽向来引陆、穆母子为宫中奥援，相同的矛盾促使他们一起构陷斛律光，正好北周韦孝宽又大纵离间之计，后主便糊里糊涂地将斛律光杀掉。

斛律光之死纯系腐败政治的恶果，当时连后主另外几个嬖幸之臣，如韩长鸾等辈，都觉得杀斛律光未免不妥。但后主为祖、陆所惑，完全乱了方寸。而彼时北齐的政治，已经完全堕入腐败的漩涡，任谁也挽救不了了。

崇儒对北周政治风气的塑造

相比北齐对贪腐的纵容，西魏北周立国之始，就鲜少有腐败的风气。

宇文泰自己就非常注重以身作则。534年宇文泰率军消灭侯莫陈悦于上邽城，缴获大量财物，“收悦府库，财物山积，皆以赏士卒，毫厘无所取。”（《周书·文帝纪上》）按说一军之主，拿一些财物本不为过，但宇文泰将所有财物全部分给部下。左右侍从私自留了一口银镂瓮，宇文泰知道后责怪侍从，把银镂瓮剖开都分予将士。起事之初有这样的做法固然属有意为之，但对比高欢将帅创业与贪腐并行的做法，宇文泰所为确属难能可贵。

宇文泰

宇文泰非常推崇儒术，他所信用的名士苏绰起草颁行的《六条诏书》，其中将近一半的篇幅都在强调官德修养。如第一条“治心”，“凡治民之体，先当治心。”第二条“治身”明确强调，“故为人君者，必心如清水，……躬行廉平，躬行俭约。”凡此等等，从理论层面为清明的政治风格打下了坚实基础。

与《北齐书》诸纪传中触目惊心的贪腐记录不同，《周书》中所载西魏北周的贵臣大将，扑面而来一股清俭之风。

王思政贵为荆州刺史，但素来清廉自守，绝不多取公家财物，而且处处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自律。颍川之战他被东魏俘虏后，家中居然一点积蓄都没有。老将王罴响应宇文泰清俭持政的号召，分配财物甚至自己捋袖子亲自秤量，“时人尚其均平”。

位列十二大将军的达奚武与李穆前后变化，更发人深省。达奚武少年时颇好奢侈，因军功升为大将反而非常爱惜声名，出入不施仪卫，尽量保持朴素的作风。

李穆在西魏北周时比较低调，担任并州总管要职时，他为政亦能“镇之以静”，很令百姓怀念。但入隋之后，国家不再刻意强调保持崇廉尚俭的政治风气，李穆满门儿孙骤然间放松了自律要求，特别其第十子李浑，对财富、爵位的追求压过了理智，竟尔因此派人刺杀李穆嫡孙李筠，自己谋取了李穆传下来的爵位。以上所举者仅几个典型的例子，西魏北周人物大多类此。一朝政风一朝人，于此足见宇文氏保持政风的卓越成果。

宇文泰父子几代人维持这样的风气，一方面靠崇儒术对官员的品德进行重塑和维护，另一方面，还通过严厉的奖惩措施来维持吏治的严肃性。535年，宇文泰的舅兄、秦州刺史王超世，因为在州贪污，宇文泰没有因为亲党而纵容，直接将其处死，可见其明。549年杨忠攻取梁朝随郡、安陆，只因被俘梁将柳仲礼随意诬蔑杨忠贪污缴获物资，宇文泰一度还要查处此事。武帝宇文邕时代更加贯彻了对贪腐的严惩政策，《周书·武帝纪下》载当时定刑律，监临主掌自盗二十匹以上、小盗及伪请官物三十匹以上等，处以死刑。这类法条虽失之于严酷，但也客观上起到强大震慑作用。

惩的同时，激励措施也同步跟上。西魏北周极其注重对事功的奖励，立了战功的将军一定会赏赐，而且根据功绩大小，赏赐之物相对增减。如554年于谨平江陵、擒杀梁元帝，将俘获之宝物尽数上交，他受到国士之遇，宇文泰赏赐其俘获的宝物，赐予奴婢一千口，加封郡公。而同时期大将军王雄攻取梁朝的梁州，因后来梁州复叛入南朝，王雄竟然寸缕未得。

更极端的案例是杨敷。杨敷在与北齐的作战中，因兵力寡弱被生擒，后来死于北齐。按照惯例，死于国事者一般都要追赠军号、官职或爵位。但北周对此事进行考功，认为杨敷守土不力，在东部防线上犯有重大过失，且被敌国生擒属于失节，因此不授爵、不追赠官职及军号。此事引起杨敷之子杨素的极大愤怒，经过再三向周武帝申请，才勉强赠了个空头军号。

总体而言，由于宇文氏采取了多管齐下的措施，从思想熏陶、政治教化，到制定律法、严于奖惩，使得西魏北周的官员保持着相对清明的政风，以及较为上进的心态。起码从政治层面，西魏北周要强于东魏北齐很多。

齐周皇族迥然的家风

宇文泰与高欢对腐败的不同认知和政治格局，全都映射到了宗室子弟的综合素质上。

高欢一共有十五个儿子，澄、洋、演、涣、浟、湝等尚可，其余或是不惠，或是平庸，或是暴戾。即便是几位较长的儿子，个人素质上也都偏于躁险、奢侈。

高澄十四岁便烝父之妾，高欢死后，再行聚麀之事，纳父妾柔然公主并生有一女。甚至还逼幸弟媳李祖娥——高洋妻子，此事后来引发了澄、洋、湛兄弟三人的互相报复。私德上的败坏，虽然并不一定导致政治崩坏，但必然不会有什么积极影响。

高洋末年穷奢极欲，据《北齐书·文宣帝纪》云：“多所营缮，百役繁兴，举国骚扰，公私劳弊。凡诸赏赉，无复节限，府藏之积，遂至空虚。”基本上把前期的善政全部抵消。

其余子孙，“齐氏诸王选国臣府佐，多取富商群小、鹰犬少年”，长期耽于享乐，有作为、有见识、有担当的不多见。武成帝高湛诸子尤不成器，后主又爱享乐又庸懦，所宠信的陆令萱、和士开、穆提婆、高阿那肱、韩长鸾等人，无一不是贪婪成性的吸血鬼，诸佞把朝局弄的一片乌烟瘴气。

后主之弟、琅琊王高俨，好歹矬子里拔将军，比后主稍有一点成色，但也是汲汲于物质待遇，后主当太子时，处处与他比享受、比物质，某次高俨看到太子宫中有新上的冰镇李子，高俨竟然气咻咻地质问执事人员为什么不给他预备。后主即位后，高俨发动兵变，吓得后主及一班佞幸近臣不敢抵挡，斛律光却嗤之以鼻：“琅邪王年少，肠肥脑满，轻为举措……”可叹高俨才十四岁，如此少年，便有狂暴恣肆的物质欲望，高氏子弟的素质于此可见一斑。

高洋之后，高氏诸主江河日下，宗室子弟中除了高长恭尚可，其余无一能济世救时之策，眼睁睁地看着齐、周局面反转。之所以一个大家族堕落成如此模样，与高欢、高澄、高洋几位掌门人对家风的漠视与疏忽，才一代代传下来，闹成不可收拾之势。

宇文氏家族则完全相反。宇文泰起始便非常重视儿子们的教育。宇文泰共十三子，序齿依次为宇文毓、震、觉、邕、宪、直、招、俭、纯、盛、达、通、逌。诸子都完全按照汉家皇室子弟的路数，从小就学习儒经，二子震、四子邕、五子宪、幼子逌都是能够把《孝经》《论语》《毛诗》等随口背诵的饱学之士，七子招的作风有些南朝化，爱吟、作诗文，学庾信的诗赋学得有模有样。

学习儒经，对宇文氏诸子的心智起到很大规范和约束作用，除六子宇文直稍显有些暴戾——但也仅限于对权力的渴望，其余诸子的表现都称得上良好。对于腐败，他们的态度基本都很抵制。

周武帝宇文邕“身衣布袍，寝布被，无金宝之饰，诸宫殿华绮者，皆撤毁之”，作出了很好的表率作用。五子宇文宪军政兼通，是北周后期首席名将，但他位愈高而愈自谦，不仅不像高齐诸王拼命聚敛财富，还在北周发动战争时向国家捐献财物，正反对比，发人深省。第十一子宇文达以节俭自律，奉行“君子忧道不忧贫”，他吃饭不追求铺陈浪费，吃饱便行；侍姬不过数人，而且都不准穿华美的衣服，只穿粗厚耐磨的绸衣。他也不爱积聚私产，虽然贵为宗王，日子过得也普通寻常。

高氏和宇文氏对腐败一者纵容，一者重视，最终使国运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这个教训，远不止这两个国家或是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镜鉴意义，而于大部分历史时期和国家，都有着非常深刻的历史喻示。若是高欢有后见之灵，看到齐亡周兴的现实活剧，不知对自己当初那套纵腐奇论，会不会有些许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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