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黄兴留守南京城为何功未成而身先退？

清末十年也是“破屋”的一部分，虽然清末新政为了挽救政权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只是，清王朝的春天来得太晚而又先天不足，尤其是其中一大缺陷，即财政的匮乏不足以支持其新政的持续推进。

革命往往意味着战争，而打仗是天底下最花钱的事。没有钱，就调不动军队也开不了战，道理不言自明。由是，无论北方袁世凯还是南方革命党人，辛亥年后都同样面临一个重大问题–没钱。而辛亥革命之后担任南京留守一职的黄兴，更是倍受缺乏财政资金的困扰。

南京乱象：要钱的人挤破了门

1911年南京光复后，因为要推进“北伐”，当时驻扎在南京城内外的各路军队名目繁多，如城内有浙军、沪军、光复军、铁血军、卫戍军等合计不下10万余众。若加上江苏境内及各地陆续开来的援军，则不下20万人。

时任南京临时卫戊司令兼第一独立混成旅旅长的许崇灏(许崇智之弟，原第九镇管带)回忆说：南京光复后，号称师长者二十六人。情形极为混杂，名虽曰师，而兵不过千人或数百人而已。此等师长皆自称革命有功者，终日奔走于南京留守之门，要索饷械，无所不在，甚至彼此利用种种手段，钩引他人之营连长投编所属，以期巩固自身之地位。而为营连长者，每有朝秦暮楚以求升官发财之目的，革命精神扫地无遗矣。

东南底定不过旬日，即有20万义军云集金陵，这固然是革命大义的感召。但是，革命将士们毕竟不是神仙，他们也要吃饭穿衣、要发饷、要武器还有各种日常的补给。这每天下来，维持费不是小数目，何况这些人所要的东西还远不止日常开支这么简单。

据革命党人李书城回忆，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的原因之一，就是众人认为他与外国关系好，能使革命政府获得承认并借得巨款而归，“但结果都成泡影，因而他们对孙先生多不谅解”。

没有钱，孙中山、黄兴等人在南京的日子简直度日如年。被提名为实业部长的张謇，最初把解决财政困难的希望寄托在孙身上，谓孙先生“久在外洋，信用素著”，如能募集外债一万万两或至少五千万两以上，那么临时政府的问题将迎刃而解。但是，借债并非易事，孙中山四处奔走，不遗余力，但直到临时政府解散，仍旧一无所获。

据查，民国临时政府财政部3月份支出975万元，其中陆军部即支出893元，占到了总支出的绝大部分。由于财政困难，革命军中普遍拖饷缺饷，每天来陆军部要钱的少则十几起，多则几十起。作为陆军总长的黄兴，这段时间可谓焦头烂额，每日疲于应付。据其子黄一欧回忆：先君担任陆军总长、参谋总长兼大本营兵站监督，发军饷、买军火都要钱，因为军饷没有着落，经常奔走于南京、上海间，累得吐了血。想通过张謇设法向上海借几十万应急，他一拖就是个把月，急得先君走投无路。

发行公债：募得500万元应急

为缓解经济上的困窘，孙中山等人也想了很多办法，如发行军需公债、发动南洋侨民捐款、向外国银行借款等，但筹集的经费杯水车薪，到手即尽。1月8日，临时政府发行1亿元军需公债，但结果并不理想，总共才募得500万元，其中还有不少是来自美洲及东南亚华侨的支持。之后，临时政府又发行100万军用钞票，但因没有担保，商人不惜以罢市相拒绝，而轮船招商局、汉冶萍等借款也都无功而返。

此时的南京，城内外到处都是骚动的士兵，他们成群结队，嚷着要发放欠饷，几有哗变之势。私下里，孙中山曾无奈地承认：倘若数日之内无足够的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也将面临瓦解之命运。胡汉民也说，当时的革命政府，“军队不堪战斗，乏饷又虑哗溃”，随时有兵变的可能。身为陆军总长的黄兴甚至自称：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唯有割腹以谢天下!

南北和议进行之时，黄兴曾对率桂军来援的革命党人耿毅说：我何尝不想北伐扫荡虏廷，直捣黄龙。但附和革命者，不是盘踞地方，就是拥兵自卫，只求目前名利，不计将来祸患，有的甚至还与袁世凯暗通声气。黎元洪本非革命者，我若过于强制，他即与袁世凯单独媾和。大势如此，我何能独持异议。孙大总统初回国，尚不知其中内容，责我过于软弱，我只好忍受。时为黄兴参谋长的李书城对此也颇有同感，其列举了七八个都督和民军将领，认为革命军一旦与袁开战，“他们很可能反戈相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