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帅张学良轻率枪决的杨宇霆真的是汉奸吗？

1929年1月10日晚，初掌大权不到一年的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在自己的帅府老虎厅，悍然下令枪决了奉系元老、父亲张作霖生前的老臣杨宇霆、常荫槐。

此举即使今天来看，也属于轻率之举。

时至今日，还颇有论者、网友为张学良开脱，认为杨宇霆当时已沦为汉奸，杀他是罪有应得。那么，杨宇霆真的是汉奸吗?

杨宇霆亲日未投日

在张作霖还健在时，杨宇霆是头号智囊。对日交涉，在当时是最棘手的问题，都是由杨宇霆辅佐张作霖，或运筹帷幄之中，或折冲于樽俎之间。

事实上，当时凡是奉系与日本的重大交涉事件，杨宇霆无事不与。

杨宇霆肯定是亲日的，这一点无庸置疑。但他对日本人的态度，与张作霖是一致的。

而张作霖对日本人的态度，众所周知：既有依靠，又有矛盾，但依靠是主要的，矛盾是次要的。

终其一生，张作霖都是一个亲日的军阀，没有日本的支持，张作霖是不可能在东三省称霸的。而作为张作霖的头号智囊，张作霖称霸东三省的招儿，都是杨宇霆支的招儿。他不亲日谁亲日?

事实上，杨宇霆亲日的劣迹斑斑：是他，在郭松龄反奉时，到大连勾结日本人，寻求日本关东军的帮助;是他，在张作霖的委托下，与日本商订《满蒙新五路》密约;是他，出头激烈反对张学良的“东北易帜”反日方针;是他，拉拢、包庇，甚至有意放走与日本有勾结的张宗昌;还是他，个人表态同意日本企图修筑“满蒙五路”的侵略要求。

但是，亲日并不意味着杨宇霆是汉奸，正如我们不能说张作霖是汉奸一样。

这是他们这些奉系军阀在东北黑土地上，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特别是面临敌强我弱的态势时，所采取的一种生存策略。

有人主张杨宇霆是汉奸的一条重要理由，就是他出头激烈反对“东北易帜”。

不错，杨宇霆激烈反对“东北易帜”，以至于到了宣布易帜的大会上，张学良招呼与会代表合影留念时，他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愤然离去。

但是，杨宇霆反对“东北易帜”的理由，并不是要把东北送给日本人，而是认为蒋介石这个人靠不住，在当前的复杂形势下，不宜急着表态，奉系继续经营一个独立的东北王国难道不好?

而且，杨宇霆还担心易帜一事会直接刺激日本人，导致日军出兵干涉。如果那样，“恐怕中央亦爱莫能助，届时恐不能出一兵一卒来支援东北，况且因此而引起中日全面战争，又绝非中国之福”。这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也算老成谋国之言吧?

其实，杨宇霆的上述反对观点，在奉系元老中也颇有市场，“老一辈的显要人物都表示百分之百的不赞成”，很多人把张学良的这种“急剧转变看作是一种危险”。

很显然，这只是杨宇霆与张学良个人之间的工作意见分歧，不能因为他反对就给他扣上汉奸的大帽子。

而且，杨宇霆虽然反对，也就是当众耍耍驴脾气而已，并没有严重到勾结日本军队来直接阻挠易帜之事进行的地步。要知道，以他当时的实力与关系，这一点是做得到的。

有人主张杨宇霆是汉奸的另一条重要理由，就是说“日本官民出入杨公馆的人，日渐增多”，认为这也是杨宇霆在张作霖死后有意下水做汉奸的证据。

其实，杨宇霆一直就是奉系对日交涉的代表。他这样的身份，当然和日本人接触多。总不能说谁和谁接触多，就是有勾结吧?而且，如果杨宇霆和日本人有勾结，要下水做汉奸，必然会对日本人做出有关利益的实质性让步，但迄今为止没有发现这样的史料。

反而，我们可以找到中国或日本的史料，来考察杨宇霆对日本人的态度。

在张作霖生前的1927年9月，杨宇霆作为张作霖的代表，与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进行会谈。芳泽提出，希望在中国东北地区允许日本侨民与中国居民混合杂居，不受区域和居住地的限制，以显示中日亲善。

这个条件看似平淡无奇，实则用心险恶，而且后患无穷。

但张作霖当时没有看到这个后患。他与日本人打交道的原则，一直是无关紧要的条件不妨答应，要害条件就运用“拖”字诀。现在，他把这个条件看成了无关紧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