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的传入：矛盾带来的矛盾_移民
2020-01-19 15:01:03 历史故事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 °c 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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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的传入：矛盾带来的矛盾
童达清
微信版第423期
天主教虽很早就传入中国，但发展缓慢，皖南地区更是绝少其踪迹。但清末时期，天主教开始传入皖南，而且很快就有了燎原之势。究其原因，却与湖北移民有关。
太平天国后，大批移民涌入皖南，宣城县水东地区的移民多来自湖北，移民的到来，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许多土客矛盾、客客矛盾。由于初期移民数量尚不是很多，因此湖北移民在这些矛盾冲突中，往往处于劣势。湖北移民前此多信奉天主教，移居水东后同样“形成了若干个望教者集中的旺盛的中心点”，因此他们希望把天主教引进水东，企图依靠外国人和教会的力量，在各种矛盾冲突中占据优势。于是，天主教开始传入宣城。
法国传教士费赖之1869年7月31日的信详细记载了这一过程：
应召而来的（指移民）有许多是老教友家庭。……1868年2月，这些入迁来的教友中有几名来到南京，敦请神父去看看他们的村子，虽然他们愿意在异乡常住下去，但是认为必须在宗教生活上得到满足。金式玉与韩伯禄就在这年春天，乘上“圣玛利亚”号到了宁国府。他们发现在水东附近的许村到了五十多个湖北籍的病贫交迫的教友，在他们七十个移民中，已有十一人死去。1869年，叶春荣神父曾多次到宁国府，他除给教友们施行圣事外，还给了他们以大量的经济援助，这些受苦人真把他当作救命恩人。尤其今日这个地方家禽家畜所以特别美好，是由于叶神父给他们引进了优良品种。教友们得到神父们的支持，向官家租了些田维持生活，后来又召来了许多至亲好友，这样，到1869年底，约有三百名教友聚居在许村、芦村、水东三个相邻的村子里。（《神学院》1869年12月第56页，转引自史式微《江南传教史》第二卷第二部分第一章第176页）
上述译文中的“许村”，当作“徐村”（今属水东镇碧山行政村），俗称“大徐村”，这是天主教在宣城的第一个落脚点。其后，高若天、卞良弼、倪怀纶、马相伯等神父相继来到这里传教。同治八年（1869），法国传教士金式玉在大徐村创建了宣城第一座天主教堂。
天主教《圣教杂志》也记载了大徐村天主堂的创办原因及过程：
“距本镇（水东）东北首八里许之大徐村，居民约六七十家，大都系湖北及河南省之迁来者，惟民、教则各居其半（以湖北占最多数）。故该村自从同治年间发匪劫后，首迁该村者尽系湖北之忠实教胞，是时该少数之教胞因无司铎，七件圣事暨其他之重要应行之教规教礼，自无人敢越俎代谋而擅行此至圣之职位，于是共推代表向江苏省治之江宁（即南京），速请某司铎（其姓字忘恕不录）至该村，遂就该村择地建堂。（《安徽水东镇大徐村若瑟堂开教纪略》，《圣教杂志》1934年第23卷第10期）
但该村地理位置比较偏僻，流动人口也少，因此同治十年（1871）教士叶春荣改在水东镇新建圣母堂，徐村天主堂降格为传教公所。同治十二年（1873）法国传教士乔迁于成立宁国府总铎特区，并将宁国府总本堂设于水东圣母堂。
然而天主教传入宣城后，当地的矛盾不断没有解决，反而引发出许多新的矛盾。
首先，天主教神父们在矛盾处理中大多不能公平行事，在土客之争、客客之争中明显偏袒湖北移民，这就引起了土著和其他客民的强烈反感。特别是光绪元年（1975）黄廷彰（字之绅）调到宁国府教区后，“这位神父的审慎与自我制约没有达到传教神火的高度。有人指责他的官场气派太浓，因此得罪了当地的绅士，他频繁地干预、支持湖北移民反对本地人的诉讼，使本地人怀恨在心；他的传教热情违背了地方官的意志，他创设了许多新会口，这又使地方官对他十分不满；他为教区买进土地，付款后嗣往往不按契约条文办理，他的传教先生和手下办事人员又往往曲解他的本意而办事过火。因此，人们把一切愤恨都集中到他的身上。”（史式微《江南传教史》第二卷第二部分第一章第228页）
其次，移民本身也是良莠不齐，他们引入天主教本就动机不纯，其后少数人更是倚靠教民的身份和教会的势力胡作非为。就连传教士自己也认识到：“这些新教友们皈依圣教的目的十分复杂，其中一部分人只是为了物质上的利益。”（史式微《江南传教史》第二卷第二部分第一章第220页）这就更加引起了人们对天主教的仇恨。
再次，天主教的快速传入，危害了清朝政府的统治基础，自然也遭到皖南地方官员的忌惮与暗中阻挠。“在广德州城内，好几个官员反对教会，他们阻止人们接待神父或出卖土地给神父，甚至撕毁契约，并粗暴地对待看守教堂的人员。”“在宁国府有一名顶统领头衔的武官，……这位方统领极端仇视天主教，他负责监视洋教，发誓要把洋教连根拔掉，作为他的一项使命。”（史式微《江南传教史》第二卷第二部分第一章第219页、225页）这几乎就是地方官对待天主教的一般心态，他们的默认甚至怂恿无疑助推和鼓舞着民间的反教情绪。
“一场大风暴”在酝酿着。
然而郎怀仁1869年4月12日给巴黎省会长神父的信中还是这样热情澎湃：“安徽省的传教活动广泛地进行着，甚至发展到省的西边。……迫于饥荒而远离家园的邻教区的教友就移居到我们这里来了。而且，他们迫切希望要有神父，这样便形成了许多中心会口。我们怎能迟迟不理会他们的呼声呢？……教区在前进，象巨人一般地阔步前进……”（史式微《江南传教史》第二卷第二部分第一章第177页）
他显然是被传教的热情冲昏了头脑，过高的估计了中国人对天主教的忍耐程度。他没有意识到，由于部分传教士的刻意偏袒，土客矛盾更加激化，教会与地方的冲突始终不断。“本地人几乎全部是教外人，移民中却有成千上万的望教者。由于根深蒂固的仇恨，教难一触即发。”
不久皖南各地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毁教行动。光绪元年（1875）底，因收租问题宁国县士兵打死三名信教的湖北移民，教友程明德被游街示众。二年（1876）2月22日，宁国府城内宁属六县府试生员冲击西阪头天主教堂。闰5月22日，建平县何渚等捣毁欧村教堂，25日，宣城大孙村教堂被捣毁。7月24日，监生胡秀山、客民陈士柯、李才华、白会清等率众又捣毁了水东圣母堂。“皖南教案”终于全面爆发。
可见，天主教的传入，不仅没有消弭皖南大量移民入驻后产生的矛盾，反而激起了更多更大的矛盾，恐怕这也是各国传教士所始料不及的。当然，对于国人来说，这其中也有许多问题和教训需要我们加以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