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重写历史的强渡（长征记忆·寻访红军部队）

　　距今四川雅安石棉县城11公里处，有一狭长的谷地，大渡河与松林河穿过崇山峻岭汇聚此处，咆哮着奔泻而下。此地河道陡峻，险滩密布，水流湍急，却因为曾是大渡河上为数不多的渡口之一，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清光绪年间，这里山洪暴发，街市尽毁，于是重建之后取“山地久安，河流顺轨”之意，改名“安顺场”。然而，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渡口，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却从不平静，一前一后来到这里的两支部队命运截然不同。

　　“大渡河流急且长，梯山万众亦仓皇。”当时光倒回到1863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部由滇入川抵达紫打地（今安顺场）时，面对湍急的水势一筹莫展，4万多人马被困于河边进退维谷长达一个多月，不久陷于清军数十万之众的重重包围，最终无力回天，全军覆没。

　　历史的步履有时惊人的相似，却踩出了完全不同的足印。

　　时隔72年之后，1935年5月24日晚，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也抵达了安顺场，准备由此渡江。蒋介石方面认定“共军插翅也难飞”，喊出“要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

　　英雄末路之地，没能困住红军。红军在此完成强渡大渡河的壮举，并继续人类军事史上的奇迹——长征。

　　（一）

　　在记者寻访安顺场的途中，偶遇了一位同样来此缅怀先烈的老人——细问才知，他叫孙东宁，正是当年强渡大渡河中红一方面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一营营长孙继先的儿子。1990年孙继先在济南病逝后，孙东宁按其遗愿，将父亲的骨灰撒入大渡河，永远与这片山河化为一体。

　　孙东宁对他父亲的回忆，串起了眼前滚滚奔流的大渡河与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的时间联系。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四渡赤水，重占遵义，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并在坚持正确的民族政策而顺利通过彝族地区后，向大渡河畔挺进。但这时红军的处境依然异常险恶：蒋介石飞临成都亲自督战，数十万国民党中央军在后面追击，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等又调遣部队扼守各主要渡口，凭险而据。

　　当年红军通过彝族地区并强行军140里路后，孙继先的一营在安顺场前一个镇子接到任务：消灭安顺场守敌，找到船只，抢渡天险大渡河，打出一条路来。

　　在后来于河畔修建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里，记者找到了当年安顺场渡口上一只渡船的复制品。原来，大渡河上水流太急，又多险滩暗礁，只能靠当地特有的一种长约8米、须配备十多名船工、一次只能载十几人的翘首木船摆渡。

　　孙继先曾在回忆文章中讲述：敌人显然没有想到红军会来得这样神速，安顺场上的战斗经过20多分钟就基本解决了。可让人揪心的是，红军在这里没发现渡船的踪影——后来据俘虏交代，当时所有民船都被拢到对岸去了。

　　“正在此时，忽然听到东南方向响起一阵枪声，不一会儿，二连一个战士跑来报告：‘营长，找到一条船！’”孙继先的文章中写道，原来战士们沿河搜索时，恰好发现了仅有的一条渡船……

　　（二）

　　81岁的宋元勋老人陪同记者走访当年大渡河边的战斗遗迹。宋元勋出生那年，红军来到了安顺场，他从小就听老人们讲那段故事，岳父杨文有就是当年为红军强渡大渡河摆渡的77名船工之一。

　　“敌人在对岸修筑了工事，俯视整个河面，必须先拿下才能夺取渡口。但是只有一条渡船，还要搭载船工，不可能把所有人都渡过去，只能挑出十几个战士先抢渡。”宋元勋说，当时要挑选战士的话刚说出去，各连就你争我抢了起来，“明知执行这个任务有多么大的危险，可是对于谁上‘第一船’都互不相让。”

　　孙继先亲自挑选了17位勇士，组成突击队，由二连连长熊尚林带领，每人背一支短枪，一支花机关枪，带一把大刀，几个手榴弹，乘着渡船冲进了敌人严密把守着的大渡河。

　　当时战斗的一幕，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指挥战斗的团长杨得志记录于《大渡河畔英雄多》一文：“船工们一桨连一桨地拼命划着，渡船随着汹涌的波浪颠簸前进，船四周满是子弹打起的浪花。几乎岸上所有的人注意力都集中在渡船上。突然，一发炮弹猛地落在船边，掀起一个巨浪，渡船剧烈地晃荡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