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被贬通州是哪一年？

元稹，字微之，诗人，与白居易合称“元白”，世居洛阳生于长安。唐贞元九年(793年)明经及第，接着，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名列第一，授予左拾遗之职，后又任监察御史。

元和五年(810年)，因得罪内廷大臣，元稹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直到元和十年(815年)正月才奉召从唐州入京都。

元稹本以为清苦无聊的贬谪生活就可以结束了，可以回京城施展抱负了，于是一路春风得意马蹄疾，诗如泉涌。归途中，他作了《桐花诗》及《西归绝句》等十二首诗。其中有句云：“春来爱有归乡梦，一半犹疑梦里行”、“五年江上损容颜，今日春风到武关”。

可是，新生活都还没有来得及开始，仅仅三个月不到，他再次遭贬为通州司马。他无可奈何，于当年三月“一身骑马向通州。”更让人没曾想的是，四年后，即至元和十四年(819年)春，他再由通州司马迁虢掳州长史，乘船从万县出川。

可见，元稹在通州当了四年的司马。唐代通州为今四川达州市附近，治所通川县即今达县区。那时的通州仍被视为蛮荒之地，遭贬的官员经常“送”到那里去。

当时元稹由于愁病在身，于三月末出京，一路走走歇歇，加上蜀道艰险，直到闰六月才抵达通州。

刚到通州时，他的心情坏到了极点，《酬乐天雨后见忆》中云：“雨滑危梁性命愁，差池一步一生休。黄泉便是通州郡，渐入深泥渐到州”。还向好友白居易讲了通州的恶劣环境和自己痛苦抑郁的心境，《叙诗寄乐天书》云：“通之地，湿热卑褊，人士稀少，近荒札死亡过半，邑无吏，市无货，百姓茹草木，刺史以下，计粒而食。大有虎蛇蟆虺之患，小有蟆蚋浮尘蜘蛛虫各蜂之类，皆能钻啮肌肤，使人疮疒有。夏多阴霪，秋为痢疟，地无医巫药石，万里病者，有百死一生之虑。”

犹如游走于人间地狱，他在《进诗状》中长叹：“夫何以仆之命不厚也如此!智不足也又如此，其所诣之忧险又复如此!”

没多久，元稹就染上了瘴、疟病，差点死去，后又病疟二年。为此，白居易在《得微之到官后书，备知通州之事，怅然有感，因成四章》中，用了两句诗对元稹当时的处境作了概括：“通州海内恓惶地，司马人间冗长官”。

司马一职，原是地方刺史官属下掌管军事的副职，中唐时期的司马，仅为承旧制、设备员，且多以处置由京官迁谪外地的人，已成一种冗员散职的性质。白居易在《江州司马厅记》中，用自己的亲身体验，通俗易懂地描述了“司马”一职，道：“凡仕久资高，髦昏软弱不任事而时不忍弃者实莅之。……刺史、守土臣、不可远观游，群吏、执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马绰绰，可以从容于山水诗酒间……州民康，非司马功，郡政坏，非司马罪，无言责、无事忧。”

换句话说，当时的司马仅为居位享禄、无权无责的不治民闲官。遭贬的官员成为司马后，不可能在任上有所作为，多数是游荡于山水诗酒之间。

元稹在任上难以施展拳脚，有所作为，也难以像白居易那样“从容”。他将自己的命运和严峻的政治局势联系起来，顿感前途渺茫，那些当官前的憧憬几乎幻灭。如他在《闻乐天授江州司马》写道：“残灯无焰影憧憧，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但是，不得不说在通州这段时间，元稹写出了他人生中最辉煌，最有代表性的诗作，以及诗歌理论。如今还可以见到元稹在通州所作的诗歌，共计有180多首，约占其现存全部诗作的五分之一。

在通州任司马期间，元稹利用手中仅存的一点权力，发动、组织通州的民众，开山垦荒，发展农业生产，“乃劝州人，大课芟銍”。在古代，粮食增长了，人口就增长;粮食不足，人口就很难增长。元稹所作的这件事对通州民众的利益很大。

其次，针对当地的一些风俗陋习，如生病不看医生，找巫师等，元稹开始引导教育他们，如利用祭神为由，让老百姓逐渐改变固化的价值观。

再次，为了调整不合时宜的政策规定，元稹还将这些政策进行整理简化，让老百姓能够自发去遵守这些根据他们实际情况而量身自定的政策。

在《告舍竹山神文》中，他写道：“今天子斩三叛之明年，通民毕赋，用其闲余，夹津而南，开山三十里，为来年农耕张本.自十月季旬，周甲癸而功半就”。

据说，元稹曾亲自监修了一座并不雄伟的“戛云亭”，至今还孤立于洲河岸的翠屏山顶，可惜的是早已被树木荒草以及民居所掩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