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生性狷狂孤傲，自我评价甚高

疯子、名士、爱读书、重师道、好骂人、桀骜不驯、不拘小节、特立独行、性情乖僻……民国“狂人”黄侃留给后人一连串的关键词和趣闻逸事。现在人们津津乐道的是黄侃那些令人瞠目结舌、哭笑不得的段子，至于他那极其牛的学问，反而提得不是那么多。

黄侃生性狷狂孤傲，自我评价甚高，轻易不肯服人。他年轻时，曾专门去拜访大学者王闿运。王老先生很看好这位青年才俊，对他大加褒奖说：“小黄呀!你小小年纪文章就写得这么出色了。我儿子跟你差不多大，却还一窍不通，真是惭愧啊!”

按说一般人听到他人的表扬话，都会礼貌性地客气几句，以示谦虚。这黄侃可倒好，不但没有半句谦辞，还斜着眼撇嘴说：“就连你老先生都是七窍通了六窍，更何况你的崽儿!”旁人都替他捏了一把冷汗。好在王闿运宰相肚里能撑船，也不跟这浑小子较真，一笑了之。

正所谓“名师出高徒”!原来，黄侃的狂傲是有原因的。民国学人中有三个著名的“疯子”，一个是章太炎，一个是刘师培，还有一个就是黄侃。这三人不仅都是国学大师，而且还是师生关系。

1906年，黄侃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与在那里讲学的章太炎住上下楼。一天半夜，黄侃想小便，懒得去楼下卫生间，就从楼上窗口直接向外解决了。黄侃倒是畅快了，可苦了住在楼下的章太炎。此时的章大师正在挑灯夜读，突然一股腥臊难闻的尿水稀里哗啦地浇下来，恼得他当场破口大骂：“哪个混账王八蛋干的好事!我问候你八辈祖宗。”黄侃不干了，也以骂回骂：“多大点事，牛啥!”

黄侃本是“官二代”出身，年轻性躁，而章太炎极爱骂人，两人都有“疯子”的诨名。这下跟火星撞了地球似的。两人展开了一场引经据典、有板有眼的舌战，你来我往，骂得妙语如珠、出口成章。骂着骂着，黄侃被章大师不经意间展露出来的高深学问所折服，当场下楼，拜他为师。

对待老师章太炎，黄侃一生恭谨信服，从无违逆。在他看来，“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这一点，在他的另一位老师刘师培身上有着更为明显的体现。刘师培继承家学传统，对《左传》及《周礼》《仪礼》《礼记》很有研究。他曾经跟着袁世凯混过，学问虽大但名声不佳，黄侃对此极为不齿，但对他的经学成就却极为钦佩。

1919年春天，刘师培重病，自忖命不久矣，就找到黄侃，满怀伤感地对他说：“唉!我家四代流传下来的学问，就要在我手里玩完了。”黄侃说：“那好办，你找个徒弟继承啊!”刘师培说：“很难找到好徒弟。”黄侃问：“你想收什么样的徒弟呢?”刘师培答：“像你这样的就不错。”黄侃赶紧站起身来说：“果真如此，我愿意拜先生为师。”并当场与刘师培约定次日行拜师礼。

第二天，黄侃封了十块大洋的红包，赶去刘师培家，当场跪下磕头拜师。这成为民国学术界的一则轰动性大新闻。许多人都感到奇怪，因为黄侃仅比刘师培小两岁，在学界的名头也是响当当的，可以说是丝毫不弱于刘师培，为啥黄侃甘愿自降身份折节拜师呢?黄侃的解释是：“《三礼》是刘老师压箱底的家学，我不这样做的话，绝学就失传了。”

黄侃是文言文的忠实拥趸，特别反对白话文，对提倡白话文的胡适也是逮住机会就冷嘲热讽。一次，黄侃在课堂上谈到胡适和白话文时说：“白话文与文言文哪个好哪个不好，根本不用多说。举例说吧，胡适的太太死了，家里人发电报通知胡适本人，如果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四个字就好;如果用白话文，就得写成‘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十一个字，电报费用就比文言文贵两倍。”逗得学生捧腹大笑。

即便是当面，黄侃对胡适也是不假辞色。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我觉得你提倡白话文并不是真心诚意的。”胡适问他何出此言，黄侃一本正经地说：“如果你是真心提倡白话文，就不该叫‘胡适’，应该叫‘到哪里去’。”边说边仰天哈哈哈大笑三声，胡适无可奈何，干笑几声拉倒。

黄侃的学问大得没边，精通国学，在文字、音韵和训诂方面大有成就。黄侃曾在北大教书，主讲词章学和中国文学史等课。他上课时，教室里人满为患，他每讲完一篇文章或一首诗，就大声朗诵一遍，语调抑扬顿挫、有板有眼，跟唱歌似的悦耳动听，学生戏称为“黄调”。

黄侃有一句名言：“五十之前不著书。”这句话半个多世纪后仍是武汉大学的流行语，成为他治学严谨的铁证。1935年，黄侃病死，年仅五十岁，虽未出版过任何著作，却成为中外公认的国学大师。

狂士的个性，醇儒的严谨，黄侃一身兼具看似背道而驰的两种精神，可以说是亦庄亦谐。天下谁人不识君，天下谁人真识君?以此来概括黄侃，再贴切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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