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之败只因日本赢在军官懂政治？_甲午战争

“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等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这是一封闻名于史的劝降，堪称“史上最牛”。

1895年2月，中日海军在刘公岛决战、北洋舰队陷入绝境的最后时刻，日本海帅伊东佑亨提笔给中国提督写了上述劝降信。此信牛就牛在“见识”二字。伊东佑亨这封信的中心思想是“缴枪不杀”，但此信的价值，不在招降，而在揭示了“国之强弱根本”。在海军司令对海军司令的劝降信中，胜方不谈海上战技与战绩，而大谈政治。字里行间，透露出日本军人对“国家强弱根本”认识非常到位———中国之败，不是战舰之败，而是体制之败。中国海军败亡的命运是注定的。因为“国家存立之本”，不在“坚船利炮”之技，而在于“去旧更张”之政。

这封劝降信，也为中国海军的完败、日本海军的完胜，做了非军事非技术、而是政治上的总结。同时也等于告诉对手：为什么日本是中国的天敌。因为在“新政”的较量上，日本远胜中国一筹。后的日本军营，出现了一大批精英军官，外能谋敌、内能谋国。他们与中国军官的本质区别，首先不在指挥作战能力，而是在于“政治水平”。诸如陆军统帅，在中日甲午战争的陆地战中，每攻下东北重镇，总授意起草安民告示，宣扬日本“之所惩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号召中国人“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逐满清氏于境外，然后革稗政”。在这些日本将领看来，世间“才器”，装着最重要的东西，不是技，而是政——小才曰技，大才曰政。

近代日本对中国的自信，就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旧政”之国必弱，“新政”之国必强。“旧政”中国必然不敌“新政”日本。不要说十九世纪“弱中国”，就是中世纪一度征服欧亚大陆的“大蒙古国”，后来不是又被复兴的汉族人赶出中原、渐次还原为草原游牧部落吗？透彻的道理就摆在那：蒙古人不缺战马、宝马良驹一应俱全，然而蒙古帝国不懂政治，乃至终有一溃、打下疆域还是吐了回去。19世纪中叶，同在落后国家行列挣扎的中国和日本，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中国甚至比日本还略早些起跑——明治维新早八年。但是，由于对“才”的理解不同，一个抓技术，另一个抓政治，结果霄壤之别。在向西方学习时，日本提出“和魂洋才”口号，日本的所言“洋才”，从字面看，与中国“师夷长技”差不多。二者的区别不在字面表达上，而在内容与手段的把握。

后人在评价晚清“师夷”这段历史时，亦看到了内容的局限。譬如《海国图志》作者魏源的眼力就有限制级，他就“技”论“技”，在论述“技”的内容时，魏源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悟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可见，兵器和兵法是魏源重点关注的“夷之长技”，此时他虽然比一般国人眼界宽，但却宽得有限。当你只停留在军事硬件，不知它背后的政治软件，你就不能真正克敌制胜；当你不知道“技”的来源，你就无法得到“技”的真传。“师夷长技以治夷”之“技”本身就决定了“师夷”局限。对于“夷技”的来源，大清君臣大都一知半解，他们在“师夷”的内容上坐井观天，把“夷之长”局限在“先进武器”与“先进技术”上。显然，他们眼里只有“小才”，没有“大才”的概念。

而邻国日本却一步跳出井外。把“洋才”外延无限扩大，日本不仅在“师夷”上，牢牢把握一个“师”字（不是“买”），而且在“夷之长”上也眼界远大，从科技扩大到政治。在“师夷”上，日本真正抓住了“夷之长”的精髓。他们知道，醋打哪酸，盐打哪咸，提升科技之本，在于改变国内政治制度环境。所以他们虽然不是在东亚第一个提出“师夷长技以治夷”，但却真正把这句口号变成现实。他们不仅师到夷之精髓，而且还再创造应用，从而后来居上，成为夷中之强。晚清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没有达到强国目的，是因为“抓小放大”；日本的改革之所以立竿见影，是因为他们“抓大放小”。广义的“才”，少不了“政体”这个超大容器。正因为日本人把“政体”看成一个国家的最大之才，所以，明治维新其实质是一场政治革命，理所当然地达到了富国强民的目标。而晚清的那场洋务运动，充其量只是一场有限的技术模仿，所以尽管费了，但还是继续弱下去，他们至死也不愿承认：弱国弱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