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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东关之战:老将丁奉三千吴兵击败七万魏军_三国

2020-06-05 20:16:12 历史战争 熱布 °c 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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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关之战的成因

魏正始十年(249年),趁陪离洛阳至高平陵扫坟,起兵政变并控制京都。曹魏军权政权从此落入司手中,史称高平陵之变或正始之变。虽然司马懿招揽了不少原曹爽府属的官员,如鲁芝、裴秀、王浑、王基等,但曹魏宗室、忠臣势力犹在,比方夏侯玄、李丰、张缉;地方都督也有大打讨伐为名的叛乱,淮南三叛就是最著名的代表。

嘉平三年(251年),司马懿先讨平淮南第一乱,王凌被夷三族,王凌欲拥立为帝的楚王曹彪也被赐死。司马懿以诸葛诞接任,迁镇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同年八月司马懿死,以其子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接替。当年以司马懿为四个顾命大臣时,正好也是任此职,老父示以让司马师继嗣之意甚明。明年,司马师迁大将军。

司马师执政是权臣家族的内部权力转移,尽管他以“伊陟代”的典故开脱,但合法性大不如有遗命辅政的老父。故司马师一边通过姻亲,进一步强化与郭的同盟;另一方面奉三祖典制(三祖孙),非军事不得妄改,即不变法以免损害魏官僚既得利益者。

太子死后,以全公主(,字大虎)为代表的王权与江东大族的角力,又在二宫之争上演,最后在赤乌十三年(250年)结束。太子被废、鲁王孙霸赐死,改立年仅七岁的幼主为太子;受牵连而死、流放或下狱的朝臣多达十几人,包括朱据、之孙顾谭和顾承、张昭子张休、陆胤等,其中以江东栋梁的逝世,影响最大,多事之秋早已注定。

支持鲁王的全公主一派,除了全琮次子全寄外,只是杀了几个无关痛痒的小人物如吴安、杨竺应景;相反,支持太子的大多难逃贬亡的命运。再看看陆逊死后,孙权于赤乌九年(246年)的权力安排:以步骘为丞相、朱据为左大司马、全琮为右大司马、为上大将军、为大将军,五人中只有朱据和诸葛恪是支持太子孙和。朱据被重用,与他娶了(,字小虎)是离不开关系的。

这就解释了诸葛恪其后上台,为甚么要像曹爽一样,对外发动战争建立军功和提高个人声望之迫切性了(注1),因为他的权力基础是同样的多么空虚和薄弱;曹爽则有“朝廷之望”的司马懿在旁。更要命的是,诸葛谨父子只是北方流寓人士,既不像江东本土大族,有深厚的本土势力(部曲)和乡举里选;也不是属于淮、泗集团,有一定的同乡武将支持。

太元元年(251年)十一月,孙权想召回孙和,全公主及其姘夫孙峻当然不愿成真,力谏成功后,孙权也知道孙亮年纪尚幼,一定要找一个重臣付托。这时步骘、全琮已死,吕岱也是一个九十高龄的长者,扶助幼主压根不现实,孙峻只好推荐“朝臣咸皆注意于恪”的诸葛恪。

虽然孙权很早就培育他为太子孙登的辅政集团成员,他也处理过军政事务、讨山越,有辩才的他理应为孙权欣然接受,但他刚愎自用,孙权也犹疑起来。孙峻这时说了一句大实话:“当今朝臣,没有能及诸葛恪者。”文臣武将中,、陆逊、吾粲等已死,陆抗、陆凯当时尚无治绩,何况孙权还未与陆家和解,最终他也只能以诸葛恪辅政,“诏有司诸事一统于恪,惟生杀大事然后以闻”。明年四月,孙权死,小娃孙亮当政。

诸葛恪这太傅,虽然幸运的逃过一次政变:性格刚戾的孙权潘皇后,欲趁孙权病重时,行故事,自己儿子变成惠帝二号(死后,西汉当时的实权者不是,而是其母),只是竟为不胜其烦的左右所杀,才没实行。但要来的总也避不过,素与诸葛恪不和的少傅孙弘,在孙权死后惧怕被诸葛恪所杀,秘不发丧,欲矫诏杀他,诸葛恪不死只因孙峻通风报讯。

孙峻为甚么一再作出对诸葛恪有利的举动?首先全公主派暂时后继无人,虽然诸葛恪不像和有姻亲关系(全公主之母为步练师,与步骘同族;全公主嫁予全琮),但在二宫之争时,诸葛家实际上是骑墙派:诸葛恪因为外甥女是孙和之妃,而支持太子,但其长子诸葛绰则是鲁王党。所以完全有可能把诸葛恪争取过来,成为自己人。

北方流寓人士由于没有乡土势力,对皇权的依赖度,明显比江东大族为大,甚至甘愿被利用作打压本土势力的工具。、孙权早年诛本土英豪,除了赖以起家的淮、泗集团外,只能与流寓人士如张昭、张纮、等合作,日后江东大族才愿真心投靠,完成孙吴的江东化。

何况诸葛恪除了继承父兵、驻公安的弟弟诸葛融外,没多少能任且有才的心腹,他写给弟弟的信可见一班:“吾受遗命辅助幼主,窃自思量,才不及博陆却接受辅主之重任,恐损先帝委付之明,因此忧惧惶惶,所虑之事极多。且民恶官府,动不动就遭冷视,何时才能改变?今以顽钝之资质,处太傅之位,困难重重又欠缺才智,责任重大又谋略短浅,谁能与我共患难?”

诸葛恪和全公主各取所需,互相依赖巩固权力,不是没可能发生,但诸葛恪更著重的是,建立自身威望,所以针对时弊对症下药(注2):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崇恩泽,结果民众大悦。诸葛恪出入时,史称“百姓延颈,思见其状”。当中以除消大族最痛恨的校事官,最能争取大族之心。“原逋责,除关税”,则主要是缓和对人民的剥削,也顺应了自黄武以来陆逊、顾雍、张昭等人减缓刑罚的主张。

政治改革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还会得罪若干既得利益者,诸葛恪只好像曹爽一样,靠军功来强化权力。但诸葛恪治军和智谋的水平,与当时的差距,还真不小:曾与陆抗对换防区,诸葛恪进驻之时,与新的无异。而他之前的辖区则颇有损坏,自己都深以为惭;

赤乌四年(241年)诸葛恪出征六安(魏庐江郡郡治),轻兵袭取边境的舒城,收其民而还。诸葛恪此时就已欲图寿春,只是为孙权所止。两年后又杀魏将谢顺(《建康实录.太祖下》则作谢景),再虏其民还。同年司马懿自舒城南下反击,他认为可以先攻城,若吴军固守,冬天水浅船不得进,吴军只能陆路救援,水战优势迟失。结果真如他所料,孙权令诸葛恪自吴庐江郡的皖,后退至江夏郡的柴桑(长江南岸)。诸葛恪既弃城遁走,司马懿遂焚其积聚。孙权本已发兵救援,所谓的“望气者以为不利”,恐怕也只是想法和司马懿差不多,但诸葛恪无论守或退都被司马算计在内,自己却没半点办法应对。

虽然诸葛恪并没有马上北伐,欲取合肥或襄阳,但像孙权两年前那样,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的防御建设,还是可取的。《太平寰宇记.淮南道四.慎县条》记孙权同时在此筑城(古滁阳城)防备。魏嘉平四年、吴建兴元年(252年)诸葛恪选择的地点就是魏、吴历年的交战地点:东关山。时,贾逵就指出在东关的孙权“每出兵为寇,辄西从江夏,东从庐江”,所以东关实乃进可攻退可守之要害。

去年都督扬州的王凌,闻吴人塞涂水,欲发兵毁塘并上奏朝廷请增兵,只是魏廷不许才作罢;司马师才刚接掌权力,哪里可以容忍吴在要地立城呢?双方当权者都欲建立军功和提升声望,以解决自身面对的困难,一场只是发生时间问题的战争,终于展开。

二、东关之役

其地有濡须水,水口即东关也。亦谓之栅江口,有东西两关(西关,在东关西十里七宝山上)。东关之南岸,吴筑城。西关之北岸,魏置栅。李吉甫曰:“濡须水出巢湖,东流经濡须山、七宝山之间,两山对峙,中有石梁,凿石通流,至为险阻,即东关口也。濡须水出关口,东流注于江。相传所凿”……建安十七年,守濡须,闻曹公欲东兵,劝权夹水口立坞……遂作濡须坞,亦曰偃月城,以形如偃月也。《读史方舆纪要.南直一.东关条》

(格虎)山上有虎山城(杨守敬认为应作格虎城或遏虎城)、有郭僧坎城,水北有赵祖悦城,并故东关城也……魏遣督镇东诸葛诞,率众攻东关三城。《水经注疏.沔水下》

当年曹操出濡须,朱然守大坞及三关屯,大坞即濡须坞,三关屯就是水经注所指的东关三城。城名虽然来自日后的石虎等人,但当时有三个关这点应该无问题,诸葛恪少复修了一城。

曹操屡次出濡须之因,可参考饶胜文先生在《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第二章第三节的总结,历代从北攻南的渡江位置(孙策、晋灭吴、隋灭陈等)、京口江面远宽于采石,只能作为偏师有余,无法大举进伐。所以以当时的渡江技术,要从东南平三吴,只能出历阳渡江至牛渚,沿用当年孙策的路线,故吴一定要死守之地;司马懿也曾评东关是吴之心喉。

更何况司马懿在正始二年(241年),采纳的建议,大开屯田两万顷,《晋书.食货志》记曰:“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因运输条件的落后与耗损,《.作战第二》便主张“因粮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因此魏若伐吴必取道淮南,以节省庞大的粮食损耗。顾祖禹因此评价:“夫芍陂,淮南田赋之本也,曹公置扬州郡县,长吏开芍陂屯田,而军用饶给。齐、梁间,皆于芍陂屯田,而转输无扰。”(见《读史方舆纪要.南直三.寿州条》)

吴黄龙元年(229年),孙权迁都建业,明年筑东兴堤遏制巢湖水。赤乌四年(241年)征淮南欲毁芍坡时,因船倾覆而败,就废弃不再复修。诸葛恪于建兴元年十月,率军至东兴(又名东关,见《元和郡县志.淮南道》)筑堤以遏巢湖。使将军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东城,两人各领兵千人分驻两山,诸葛恪引军还。无论面子还是战略角度考虑,司马师也要趁其立足未稳之际,尽快拔除这两口眼中钉。

、、毋丘俭等也各献征吴之计,朝廷以三条计策各有不同,诏问傅嘏。傅嘏回答:“王昶等人有的建议乘船渡江侵吴,因粮于敌;或建议四路进军,以武诱降,静待其崩;或曰大搞屯田,静待时机,此三计皆是常计。实施得宜名成利就,实施失当。诸葛恪接掌军队已有三年,袭破时机已失。主公刚死士民一心固守,若配合水军在各要津坚壁清野,我们根本。孙吴在江东已有近六十年,如诸葛恪除暴政,上下一心根本无隙可乘。且没有细作为我们提供敌情,草率出兵,就算胜也只是侥幸,故不宜冒险。

乃:一、令己军据有利地形,袭敌肥沃之田;二、进军时对百毫不犯;三、招抚敌边境之民;四、慎防对方细作;五、逼敌退守,我们多了可耕作之时;六、吃边境之屯所得的粮,免去运输的消耗;七、一旦有,迅速袭敌,以上七点才是当务之急。据险让敌无利可取,要做到知敌之情、敌不知我,吴以小击大,终会征敛过度。然后调集大军,多用疑兵和离间,不消三年敌将瓦解。”(详见《.傅嘏传》注引《战略》)

在司马师眼中,这才是不知才能见效之策,尽管傅嘏料对了,吴水军配合陆军固守,东关之役根本无可胜之机。但对于急需达至其父地位的司马师来说,忠言逆耳,倒是得知王昶等三人之计不如诸葛诞之计。傅嘏的下场当然如同当年的一样(注3),成效太慢之策,不为接纳。

与诸葛恪同族的诸葛诞,则向司马师献计:“应该先发制人,而不是。现在受吴侵攻,可使征南大将军王昶逼江陵、镇南将军毋丘俭向武昌,以牵制吴上游之兵。然后简选精兵进攻两城,其救兵到达前,可陷之。”司马师同意,并于十一月发兵三路伐吴。

十二月,都督青、徐二州的征东将军胡遵(注4),汇同扬州的诸葛诞等,率步骑七万来攻东关。魏东关前线的主帅无疑是胡遵,因为魏制四征高于四镇(见曹休、邓艾的升迁);《三国志.齐王纪》记三路大军中,只提胡遵而不是诸葛诞、《三国志.诸葛恪传》只记遵等而不是诞等,也可侧证。张既所辟的安定人胡遵,讨叛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职等、第五次北伐和讨公孙渊时,已在司马懿军中,可以和郭淮一样视作司马氏旧部,司马昭让其为主帅,总比诸葛诞放心得多;《水经注》“魏遣司马昭督诸葛诞”的记述,引申为他才是前线主帅的论证力度,始终不及敌我双方的最原始资料。

魏军作浮桥以便渡河,欲毁堤,并分兵攻两城。但城在高峻之山上,虽然只是各区区千人,但注定不容易立马拔掉。另一边厢,诸葛恪也别无选择,只好领军四万,并以右将军吕据、屯骑校尉留赞、冠军将军、将军唐咨等为前部,自统后军日夜赶路救东兴。

吴诸将当时还很乐观天真,认为敌闻诸葛恪上岸后,必遁走。只有丁奉保持冷静的头脑,认为不可能成真,因为敌人调动大批中央军至,必有所图,不可能不获而归。寄望敌人自退,还不如靠自己作充分准备取胜。

吴军上岸后,前部从山西进军。丁奉认为上山进军缓慢,若敌人据有利地形拒守,则难与争锋。辟诸军以避路,让其自率麾下三千进击。全琮长子、镇北将军全绪与丁奉建议引兵先出,应该也就是这时。

丁奉乘风举帆,两天便至在濡须水东的徐塘(见《读史方舆纪要.南直八.巢县条》)。时为冬天,天气寒冷且下雪,魏军正饮酒高谈。丁奉看在眼里,魏军既然弥漫在轻敌大意的气氛中,而且敌前部兵也不多,遂鼓励手下说:“封侯拜爵就在今天。”

丁奉更下令脱掉铠甲,不持戈戟这些长兵器,只戴头盔、拿短刀和盾牌。魏军看见留赞等兵少,便沿大堤阻止吴军,但没有进攻,只是嘲笑吴军,也没有严阵而待。既然敌人让己军轻松而上,那丁奉也老实不客气了,吴军在一片呐喊声中见人就砍,魏军这时才惊扰散走,大破敌前屯。

当吕据等增援至,胡遵等(见《水经注》)争相渡桥。浮桥一下子承受不了这么多人,加上镇南将军朱异率水军攻浮桥。桥坏,魏军大败,“走诸葛诞”(见《建康实录.废帝》)。许嵩所记的这句,倒显示诸葛诞当时在河的另一边,否则就应写作破而不是走。

《傅嘏传》注引《战略》记:“(嘉平)五年正月,诸葛恪拒战,大破众军于东关”是误记。因为《三国志.孙亮传》记十二月戊午(二十三日)破魏军;《诸葛恪传》记“十二月战克”。

魏军伤亡方面,投水和互相践踏者众,阵亡数万。《水经注》说投水死者数千,郦道元误抄的机率当然很大,但也许北魏时的《裴注三国志》,有某传提及仅仅淹死的魏军为数千人,反正不是指是役魏军仅仅损失数千,或可权作参考之用。魏军阵亡的高级将领,包括从吴叛投的韩综(宿将之子)、魏名臣桓阶之子桓嘉等。魏诸军中唯独石苞军接近无损而还。明年正月,毋丘俭和王昶听闻东关已败,各烧屯退走。

是役魏前部犯了不可原谅的过错,麻痹大意,被甚有破釜沈舟之势的丁奉所破,不过司马师倒无法问斩前军督韩综了。但大败之主因却不是他们,而是下令造浮桥的胡遵,《建康实录》中“遵等敕诸军为浮桥渡”一句可证。黄初四年江陵之役时,董昭就骂献计造浮桥的,是自寻死路。进军容易退军难,在平地尚不是容易之事,何况是驻兵于岛(百里洲)中?若浮桥为敌所毁,岛中之军将被迫投降。还好董昭提醒尚早,能赶在焚桥前对曹丕说(潘璋已用苇所造的数百大筏,准备顺流而烧)。但魏军仍为敌所攻,浮桥狭窄,投水死者也不少。时隔才数十年,居然不吸取前车之鉴,以为能赶在敌援到达前破险城。在没有水军优势下,根本不应造浮桥攻城,结果因无退路下,酿成重大伤亡。

同在前线的诸葛诞,责任只有在亲至现场后,还以为能按自己的原定计划,在吴援军前攻下东西二关。所以没有力劝胡遵要考虑退军问题,即不能建浮桥把自己赶往绝地。正如前述,《建康实录》显示督诸军(大概是扬州诸军)的他,只是在河的另一边,还能算自身没有被破。

吴军是役缴获车数千辆,牛、马、驴、骡各数千头,各种器械堆积如山,凯旋而归。孙权生前对韩综“切齿恨之”,这累次侵扰吴的叛将,其首级对内的宣传价值可大了,诸葛恪立即命人送至大帝庙中。

张蛑总结:“自古倚长江之险者,屯兵据要,虽在江南,而挫敌取胜,多在江北。故吕蒙筑濡须坞,而朱桓以偏将却之全师;诸葛恪修东兴堤,而丁奉以兵三千,破胡遵七万。转弱为强,形势然也。”

三、东兴战后的格局

魏军战败归来,当然是奖罚相关人士。王昶和毋丘俭只是因为主力战败,被迫退兵,没责任故不被追究。石苞就像当年街亭战败的王平,所统之军没甚么重大损失,司马昭指著自己所持的节对石苞说:“恨不得以此授予卿,以成大事。”意思就是没有把指挥权交给石苞,陶新华先生在其《汉代的发兵制度》中总结:“末年将军假节的这些特征体现出节的发兵功能与指挥功能的结合。这是战乱时期的产物。”(注5)魏廷迁石苞为奋武将军、假节、监青州诸军事。

轮到追究责任了,哪怕和一样是挂名,主帅对败仗当然是责无旁贷。身为监军(见《齐王纪》注引《汉晋春秋》)的司马昭,统胡遵、诸葛诞(见本纪),尽管没下达过愚蠢命令或治军不严招致败因,但被问罪是逃不掉的,因此司马昭被削去新城乡侯的爵位;

胡遵无传就不清楚是否也一同被削爵,只知道日后讨毋丘俭时,胡遵仍是征东将军,大概是没有被降职。但其防区则有所削弱,因为多了一个青州监军石苞,尽管胡遵仍能督青、徐二州;诸葛诞则没有被责罚,只是与毋丘俭的防区豫州对换,连同两人的镇东和镇南之职也互换。毋丘俭倒是因此由监豫州升为都督扬州(注6)。

另一个责任人,司马师自己在群臣一遍贬黜诸将声中,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说话:“我不听诸葛诞之计才有此下场,与诸将无关。”他不正正是采纳其佯攻荆州、实主攻东关之计吗?同年,雍州刺史陈泰求与并州军一同讨胡,司马师同意。怎料并州雁门、新兴两郡之兵以将远征,遂惊反,司马师又是下诏罪己,没怪责陈泰。《齐王纪》注引《汉晋春秋》其后记曰:“魏人愧悦,人思其报。”然后就是习凿齿赞司马师之智,主动承担责任而不是推卸,这才可上下一心。为君者应以理治国,虽偶有过失也能留名天下。

但实情真的如此吗?承担责任是其智这点不假,但未必是真心。司马昭还把说实话之人问斩,只是那位人兄人微言微,同时司马氏也不会宣扬臭史,所以影响应不大。也许习凿齿所记的“魏人愧悦,人思其报”是没多少个魏军民知道真相后的反映,但其本意真的要从当时政治环境下再三分析:

高亮雅直的王仪,为司马昭军司马。东关之役后,司马昭问众人谁应负责,王仪说责在元帅。司马昭怒曰:“司马欲委罪于孤邪!”遂令人斩之。(见《晋书.王裒传》)唐修的《晋书》沿用了王隐《晋书》的内容(见《三国志.王修传》裴注),可惜没有再引用鱼篆之记,因《魏略》继之死后,又记录了司马氏战败的详细始末:

诸葛诞伐吴,战於东关,上欲速进军,司马王仪谏曰:“吴贼必有伏,宜持重,不可进。”上不听,果为吴人所覆。仪曰:“今日之败,谁当其咎?”上曰:“司马欲委罪孤耶!”遂法仪。(《太平御览》卷248引《魏略》)

是役吴军虽不是预先设伏而获胜,但却完整记录了司马昭欲速进军,没有持重进兵之实。鱼篆所录再次说明三路总帅为司马昭,若司马昭全无职位,以甚么来“速进军”?更深一层,恐怕司马昭也没有考虑过退兵的问题,所以也没有反对胡遵之计。东关大败后,司马氏的根基严重动摇,这句话显得分外刺耳,故司马昭不惜杀一儆百以立威。

王仪运气可不及其父王修,王修在违反曹操之令(为其旧主袁谭之死而哭),仍为曹操所赦;王仪说了句老实话,就身首异处。按《晋书》所记,若主帅是胡遵,司马昭不用恼羞成怒,王仪又不是说责在文王。

司马师让其弟负全责,司马昭当然无法问斩其兄。司马师在这事的处理上固然优于其弟,但这样对待诸葛诞和陈泰,只因他们的地位和身份不是王仪可比:陈泰是之子、陈寔曾孙,出自颍川大族,且为雍州刺史。虽同为大族但谈不上完全是其党羽,否则司马昭指使贾充弑主后,陈泰不会不识趣,在司马昭面前坚持杀贾充才能服众;

王永平先生在《诸葛诞之活动与琅邪诸“姓族”形成之关系》分析,诸葛诞一支那时已在魏形成“新出门户”。且其更是出身自司马氏的政敌:一众浮华之徒何晏、邓飏等的四聪、八达,也与正始之变被诛的一干人友善。尽管一开始就不是同路人,但他不是何晏和夏侯玄,与有姻亲关系,可以尝试拉拢。

司马氏的分化手段就是结姻,司马懿之子司马伷娶诸葛诞之女,即日后的诸葛太妃。诸葛诞也玩投机,结果能为其所用。日后毋丘俭联同扬州刺史文钦,起兵讨伐司马氏,遣使寻求诸葛诞的响应,但他却是斩掉来使,更从征平叛。不过日后“既与玄、飏等至亲,又王凌、毋丘俭累见夷灭,惧不自安”的他,收买淮南民心及暗养死士数千,最终也是造反。

《晋书.景帝纪》刚迁大将军时,列出的那批都督四方、典州郡、掌选举、参计谋、预朝议的人中,诸葛诞、母丘俭、李丰、夏侯玄和张缉皆密谋推翻司马氏;陈泰如后述,不能完全视作其党羽;钟会虽然投靠司马氏,但忠诚度不足,日后伐蜀谋反可见一斑,故若出现大逆转,他一点都不可靠。

名单外还有与曹氏宗室同乡的文钦,也投入淮南三叛;李丰弟李翼是兖州刺史;中领军许允素与李丰、夏侯玄善;满宠之子、卫尉满伟称疾,没参与讨诸葛诞。其子长武,从征后又称疾求还。在忠不忠司马氏的立场上,一家明显是不选择效忠,结果司马氏杀满长武、贬满伟为庶人,“时人冤之”。

可见当时曹氏尚有反扑之力,尤其是“以规格局度,世称其名”的夏侯玄尚存,所以司马师最好是作政治秀,一副明君姿态收买和稳定人心。说穿了只是司马氏无抾掌握淮南军权的结果(对比关右,能以一纸诏文征夏侯玄回朝并以老部下郭淮替任),不敢过份刺激他们以致叛离。

魏军死伤者众,对礼制居然也产生影响,据《晋书.礼志中》所载,温峤以寇侵为由,不至其母的殡葬,引起朝廷非议。让群臣议论,论者提及东关故事:三年丧期完后,礼除。那东关故事又是甚么呢?据《宋书.卷64.郑鲜之传》提及东关之役死者众多,司马昭下令丧礼从简,守丧期间也不禁止婚嫁和入仕。后王敦复引这典故,因是当时环境下的国家大事;《陈书.卷33.沈洙传》讲述东关一役,棺材不够葬礼无期,议以为礼无终身之丧,因而制使除丧服。

建兴二年二月还京,是役主功无异是多次独具慧眼,,甚至敢下令让己军脱战铠,示弱于敌或激发部下拼死之心的丁奉。雪中拼刀的还有留赞,所以他们同时获得升官:丁奉迁灭寇将军(三家的,但位在四方之下),进封都乡侯(注7);留赞迁左将军。唐咨应该也是这前将军,太平元年(256年)他以前将军之职从征,自江都入淮、泗。这数年间不见唐咨立功,可得以升迁。万斯同在《吴将相大臣年表》就是记他于建兴元年为前将军。

主帅的诸葛恪也因功进封为阳都侯(本县侯,但不是实土,因仍在魏境内),加荆、扬二州牧、督中外诸军事、丞相,赏赐丰厚。

他此时在吴权倾朝野,也有了可以自豪的功绩和个人威望,偏偏有人认为他死期将至,此君是谁?魏名臣张既之子、光禄大夫张缉是也。司马师当然欲知原因,他回答功高盖主。答案是否果如其所料呢?一年内自有分晓,转捩点是在魏晋的著名战场之一:合肥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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