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东关之战：老将丁奉三千吴兵击败七万魏军_三国

一、东关之战的成因

魏正始十年(249年)，趁陪离洛阳至高平陵扫坟，起兵政变并控制京都。曹魏军权政权从此落入司手中，史称高平陵之变或正始之变。虽然司马懿招揽了不少原曹爽府属的官员，如鲁芝、裴秀、王浑、王基等，但曹魏宗室、忠臣势力犹在，比方夏侯玄、李丰、张缉;地方都督也有大打讨伐为名的叛乱，淮南三叛就是最著名的代表。

嘉平三年(251年)，司马懿先讨平淮南第一乱，王凌被夷三族，王凌欲拥立为帝的楚王曹彪也被赐死。司马懿以诸葛诞接任，迁镇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同年八月司马懿死，以其子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接替。当年以司马懿为四个顾命大臣时，正好也是任此职，老父示以让司马师继嗣之意甚明。明年，司马师迁大将军。

司马师执政是权臣家族的内部权力转移，尽管他以“伊陟代”的典故开脱，但合法性大不如有遗命辅政的老父。故司马师一边通过姻亲，进一步强化与郭的同盟;另一方面奉三祖典制(三祖孙)，非军事不得妄改，即不变法以免损害魏官僚既得利益者。

吴太子死后，以全公主(，字大虎)为代表的王权与江东大族的角力，又在二宫之争上演，最后在赤乌十三年(250年)结束。太子被废、鲁王孙霸赐死，改立年仅七岁的幼主为太子;受牵连而死、流放或下狱的朝臣多达十几人，包括朱据、之孙顾谭和顾承、张昭子张休、陆胤等，其中以江东栋梁的逝世，影响最大，多事之秋早已注定。

支持鲁王的全公主一派，除了全琮次子全寄外，只是杀了几个无关痛痒的小人物如吴安、杨竺应景;相反，支持太子的大多难逃贬亡的命运。再看看陆逊死后，孙权于赤乌九年(246年)的权力安排：以步骘为丞相、朱据为左大司马、全琮为右大司马、为上大将军、为大将军，五人中只有朱据和诸葛恪是支持太子孙和。朱据被重用，与他娶了(，字小虎)是离不开关系的。

这就解释了诸葛恪其后上台，为甚么要像曹爽一样，对外发动战争建立军功和提高个人声望之迫切性了(注1)，因为他的权力基础是同样的多么空虚和薄弱;曹爽则有“朝廷之望”的司马懿在旁。更要命的是，诸葛谨父子只是北方流寓人士，既不像江东本土大族，有深厚的本土势力(部曲)和乡举里选;也不是属于淮、泗集团，有一定的同乡武将支持。

太元元年(251年)十一月，孙权想召回孙和，全公主及其姘夫孙峻当然不愿成真，力谏成功后，孙权也知道孙亮年纪尚幼，一定要找一个重臣付托。这时步骘、全琮已死，吕岱也是一个九十高龄的长者，扶助幼主压根不现实，孙峻只好推荐“朝臣咸皆注意于恪”的诸葛恪。

虽然孙权很早就培育他为太子孙登的辅政集团成员，他也处理过军政事务、讨山越，有辩才的他理应为孙权欣然接受，但他刚愎自用，孙权也犹疑起来。孙峻这时说了一句大实话：“当今朝臣，没有能及诸葛恪者。”文臣武将中，、陆逊、吾粲等已死，陆抗、陆凯当时尚无治绩，何况孙权还未与陆家和解，最终他也只能以诸葛恪辅政，“诏有司诸事一统于恪，惟生杀大事然后以闻”。明年四月，孙权死，小娃孙亮当政。

诸葛恪这太傅，虽然幸运的逃过一次政变：性格刚戾的孙权潘皇后，欲趁孙权病重时，行故事，自己儿子变成惠帝二号(死后，西汉当时的实权者不是，而是其母)，只是竟为不胜其烦的左右所杀，才没实行。但要来的总也避不过，素与诸葛恪不和的少傅孙弘，在孙权死后惧怕被诸葛恪所杀，秘不发丧，欲矫诏杀他，诸葛恪不死只因孙峻通风报讯。

孙峻为甚么一再作出对诸葛恪有利的举动?首先全公主派暂时后继无人，虽然诸葛恪不像和有姻亲关系(全公主之母为步练师，与步骘同族;全公主嫁予全琮)，但在二宫之争时，诸葛家实际上是骑墙派：诸葛恪因为外甥女是孙和之妃，而支持太子，但其长子诸葛绰则是鲁王党。所以完全有可能把诸葛恪争取过来，成为自己人。

北方流寓人士由于没有乡土势力，对皇权的依赖度，明显比江东大族为大，甚至甘愿被利用作打压本土势力的工具。、孙权早年诛本土英豪，除了赖以起家的淮、泗集团外，只能与流寓人士如张昭、张纮、等合作，日后江东大族才愿真心投靠，完成孙吴的江东化。

何况诸葛恪除了继承父兵、驻公安的弟弟诸葛融外，没多少能任且有才的心腹，他写给弟弟的信可见一班：“吾受遗命辅助幼主，窃自思量，才不及博陆却接受辅主之重任，恐损先帝委付之明，因此忧惧惶惶，所虑之事极多。且民恶官府，动不动就遭冷视，何时才能改变?今以顽钝之资质，处太傅之位，困难重重又欠缺才智，责任重大又谋略短浅，谁能与我共患难?”

诸葛恪和全公主各取所需，互相依赖巩固权力，不是没可能发生，但诸葛恪更著重的是，建立自身威望，所以针对时弊对症下药(注2)：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崇恩泽，结果民众大悦。诸葛恪出入时，史称“百姓延颈，思见其状”。当中以除消大族最痛恨的校事官，最能争取大族之心。“原逋责，除关税”，则主要是缓和对人民的剥削，也顺应了自黄武以来陆逊、顾雍、张昭等人减缓刑罚的主张。

政治改革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还会得罪若干既得利益者，诸葛恪只好像曹爽一样，靠军功来强化权力。但诸葛恪治军和智谋的水平，与当时的差距，还真不小：曾与陆抗对换防区，诸葛恪进驻之时，与新的无异。而他之前的辖区则颇有损坏，自己都深以为惭;

赤乌四年(241年)诸葛恪出征六安(魏庐江郡郡治)，轻兵袭取边境的舒城，收其民而还。诸葛恪此时就已欲图寿春，只是为孙权所止。两年后又杀魏将谢顺(《建康实录.太祖下》则作谢景)，再虏其民还。同年司马懿自舒城南下反击，他认为可以先攻城，若吴军固守，冬天水浅船不得进，吴军只能陆路救援，水战优势迟失。结果真如他所料，孙权令诸葛恪自吴庐江郡的皖，后退至江夏郡的柴桑(长江南岸)。诸葛恪既弃城遁走，司马懿遂焚其积聚。孙权本已发兵救援，所谓的“望气者以为不利”，恐怕也只是想法和司马懿差不多，但诸葛恪无论守或退都被司马算计在内，自己却没半点办法应对。

虽然诸葛恪并没有马上北伐，欲取合肥或襄阳，但像孙权两年前那样，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的防御建设，还是可取的。《太平寰宇记.淮南道四.慎县条》记孙权同时在此筑城(古滁阳城)防备。魏嘉平四年、吴建兴元年(252年)诸葛恪选择的地点就是魏、吴历年的交战地点：东关山。时，贾逵就指出在东关的孙权“每出兵为寇，辄西从江夏，东从庐江”，所以东关实乃进可攻退可守之要害。

去年都督扬州的王凌，闻吴人塞涂水，欲发兵毁塘并上奏朝廷请增兵，只是魏廷不许才作罢;司马师才刚接掌权力，哪里可以容忍吴在要地立城呢?双方当权者都欲建立军功和提升声望，以解决自身面对的困难，一场只是发生时间问题的战争，终于展开。

二、东关之役

其地有濡须水，水口即东关也。亦谓之栅江口，有东西两关(西关，在东关西十里七宝山上)。东关之南岸，吴筑城。西关之北岸，魏置栅。李吉甫曰：“濡须水出巢湖，东流经濡须山、七宝山之间，两山对峙，中有石梁，凿石通流，至为险阻，即东关口也。濡须水出关口，东流注于江。相传所凿”……建安十七年，守濡须，闻曹公欲东兵，劝权夹水口立坞……遂作濡须坞，亦曰偃月城，以形如偃月也。《读史方舆纪要.南直一.东关条》

(格虎)山上有虎山城(杨守敬认为应作格虎城或遏虎城)、有郭僧坎城，水北有赵祖悦城，并故东关城也……魏遣督镇东诸葛诞，率众攻东关三城。《水经注疏.沔水下》

当年曹操出濡须，朱然守大坞及三关屯，大坞即濡须坞，三关屯就是水经注所指的东关三城。城名虽然来自日后的石虎等人，但当时有三个关这点应该无问题，诸葛恪少复修了一城。

曹操屡次出濡须之因，可参考饶胜文先生在《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第二章第三节的总结，历代从北攻南的渡江位置(孙策、晋灭吴、隋灭陈等)、京口江面远宽于采石，只能作为偏师有余，无法大举进伐。所以以当时的渡江技术，要从东南平三吴，只能出历阳渡江至牛渚，沿用当年孙策的路线，故吴一定要死守之地;司马懿也曾评东关是吴之心喉。

更何况司马懿在正始二年(241年)，采纳的建议，大开屯田两万顷，《晋书.食货志》记曰：“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因运输条件的落后与耗损，《.作战第二》便主张“因粮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因此魏若伐吴必取道淮南，以节省庞大的粮食损耗。顾祖禹因此评价：“夫芍陂，淮南田赋之本也，曹公置扬州郡县，长吏开芍陂屯田，而军用饶给。齐、梁间，皆于芍陂屯田，而转输无扰。”(见《读史方舆纪要.南直三.寿州条》)

吴黄龙元年(229年)，孙权迁都建业，明年筑东兴堤遏制巢湖水。赤乌四年(241年)征淮南欲毁芍坡时，因船倾覆而败，就废弃不再复修。诸葛恪于建兴元年十月，率军至东兴(又名东关，见《元和郡县志.淮南道》)筑堤以遏巢湖。使将军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东城，两人各领兵千人分驻两山，诸葛恪引军还。无论面子还是战略角度考虑，司马师也要趁其立足未稳之际，尽快拔除这两口眼中钉。

、、毋丘俭等也各献征吴之计，朝廷以三条计策各有不同，诏问傅嘏。傅嘏回答：“王昶等人有的建议乘船渡江侵吴，因粮于敌;或建议四路进军，以武诱降，静待其崩;或曰大搞屯田，静待时机，此三计皆是常计。实施得宜名成利就，实施失当。诸葛恪接掌军队已有三年，袭破时机已失。主公刚死士民一心固守，若配合水军在各要津坚壁清野，我们根本。孙吴在江东已有近六十年，如诸葛恪除暴政，上下一心根本无隙可乘。且没有细作为我们提供敌情，草率出兵，就算胜也只是侥幸，故不宜冒险。

乃：一、令己军据有利地形，袭敌肥沃之田;二、进军时对百毫不犯;三、招抚敌边境之民;四、慎防对方细作;五、逼敌退守，我们多了可耕作之时;六、吃边境之屯所得的粮，免去运输的消耗;七、一旦有，迅速袭敌，以上七点才是当务之急。据险让敌无利可取，要做到知敌之情、敌不知我，吴以小击大，终会征敛过度。然后调集大军，多用疑兵和离间，不消三年敌将瓦解。”(详见《.傅嘏传》注引《战略》)

在司马师眼中，这才是不知才能见效之策，尽管傅嘏料对了，吴水军配合陆军固守，东关之役根本无可胜之机。但对于急需达至其父地位的司马师来说，忠言逆耳，倒是得知王昶等三人之计不如诸葛诞之计。傅嘏的下场当然如同当年的一样(注3)，成效太慢之策，不为接纳。

与诸葛恪同族的诸葛诞，则向司马师献计：“应该先发制人，而不是。现在受吴侵攻，可使征南大将军王昶逼江陵、镇南将军毋丘俭向武昌，以牵制吴上游之兵。然后简选精兵进攻两城，其救兵到达前，可陷之。”司马师同意，并于十一月发兵三路伐吴。

十二月，都督青、徐二州的征东将军胡遵(注4)，汇同扬州的诸葛诞等，率步骑七万来攻东关。魏东关前线的主帅无疑是胡遵，因为魏制四征高于四镇(见曹休、邓艾的升迁);《三国志.齐王纪》记三路大军中，只提胡遵而不是诸葛诞、《三国志.诸葛恪传》只记遵等而不是诞等，也可侧证。张既所辟的安定人胡遵，讨叛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职等、第五次北伐和讨公孙渊时，已在司马懿军中，可以和郭淮一样视作司马氏旧部，司马昭让其为主帅，总比诸葛诞放心得多;《水经注》“魏遣司马昭督诸葛诞”的记述，引申为他才是前线主帅的论证力度，始终不及敌我双方的最原始资料。

魏军作浮桥以便渡河，欲毁堤，并分兵攻两城。但城在高峻之山上，虽然只是各区区千人，但注定不容易立马拔掉。另一边厢，诸葛恪也别无选择，只好领军四万，并以右将军吕据、屯骑校尉留赞、冠军将军、将军唐咨等为前部，自统后军日夜赶路救东兴。

吴诸将当时还很乐观天真，认为敌闻诸葛恪上岸后，必遁走。只有丁奉保持冷静的头脑，认为不可能成真，因为敌人调动大批中央军至，必有所图，不可能不获而归。寄望敌人自退，还不如靠自己作充分准备取胜。

吴军上岸后，前部从山西进军。丁奉认为上山进军缓慢，若敌人据有利地形拒守，则难与争锋。辟诸军以避路，让其自率麾下三千进击。全琮长子、镇北将军全绪与丁奉建议引兵先出，应该也就是这时。

丁奉乘风举帆，两天便至在濡须水东的徐塘(见《读史方舆纪要.南直八.巢县条》)。时为冬天，天气寒冷且下雪，魏军正饮酒高谈。丁奉看在眼里，魏军既然弥漫在轻敌大意的气氛中，而且敌前部兵也不多，遂鼓励手下说：“封侯拜爵就在今天。”

丁奉更下令脱掉铠甲，不持戈戟这些长兵器，只戴头盔、拿短刀和盾牌。魏军看见留赞等兵少，便沿大堤阻止吴军，但没有进攻，只是嘲笑吴军，也没有严阵而待。既然敌人让己军轻松而上，那丁奉也老实不客气了，吴军在一片呐喊声中见人就砍，魏军这时才惊扰散走，大破敌前屯。

当吕据等增援至，胡遵等(见《水经注》)争相渡桥。浮桥一下子承受不了这么多人，加上镇南将军朱异率水军攻浮桥。桥坏，魏军大败，“走诸葛诞”(见《建康实录.废帝》)。许嵩所记的这句，倒显示诸葛诞当时在河的另一边，否则就应写作破而不是走。

《傅嘏传》注引《战略》记：“(嘉平)五年正月，诸葛恪拒战，大破众军于东关”是误记。因为《三国志.孙亮传》记十二月戊午(二十三日)破魏军;《诸葛恪传》记“十二月战克”。

魏军伤亡方面，投水和互相践踏者众，阵亡数万。《水经注》说投水死者数千，郦道元误抄的机率当然很大，但也许北魏时的《裴注三国志》，有某传提及仅仅淹死的魏军为数千人，反正不是指是役魏军仅仅损失数千，或可权作参考之用。魏军阵亡的高级将领，包括从吴叛投的韩综(宿将之子)、魏名臣桓阶之子桓嘉等。魏诸军中唯独石苞军接近无损而还。明年正月，毋丘俭和王昶听闻东关已败，各烧屯退走。

是役魏前部犯了不可原谅的过错，麻痹大意，被甚有破釜沈舟之势的丁奉所破，不过司马师倒无法问斩前军督韩综了。但大败之主因却不是他们，而是下令造浮桥的胡遵，《建康实录》中“遵等敕诸军为浮桥渡”一句可证。黄初四年江陵之役时，董昭就骂献计造浮桥的，是自寻死路。进军容易退军难，在平地尚不是容易之事，何况是驻兵于岛(百里洲)中?若浮桥为敌所毁，岛中之军将被迫投降。还好董昭提醒尚早，能赶在焚桥前对曹丕说(潘璋已用苇所造的数百大筏，准备顺流而烧)。但魏军仍为敌所攻，浮桥狭窄，投水死者也不少。时隔才数十年，居然不吸取前车之鉴，以为能赶在敌援到达前破险城。在没有水军优势下，根本不应造浮桥攻城，结果因无退路下，酿成重大伤亡。

同在前线的诸葛诞，责任只有在亲至现场后，还以为能按自己的原定计划，在吴援军前攻下东西二关。所以没有力劝胡遵要考虑退军问题，即不能建浮桥把自己赶往绝地。正如前述，《建康实录》显示督诸军(大概是扬州诸军)的他，只是在河的另一边，还能算自身没有被破。

吴军是役缴获车数千辆，牛、马、驴、骡各数千头，各种器械堆积如山，凯旋而归。孙权生前对韩综“切齿恨之”，这累次侵扰吴的叛将，其首级对内的宣传价值可大了，诸葛恪立即命人送至大帝庙中。

张蛑总结：“自古倚长江之险者，屯兵据要，虽在江南，而挫敌取胜，多在江北。故吕蒙筑濡须坞，而朱桓以偏将却之全师;诸葛恪修东兴堤，而丁奉以兵三千，破胡遵七万。转弱为强，形势然也。”

三、东兴战后的格局

魏军战败归来，当然是奖罚相关人士。王昶和毋丘俭只是因为主力战败，被迫退兵，没责任故不被追究。石苞就像当年街亭战败的王平，所统之军没甚么重大损失，司马昭指著自己所持的节对石苞说：“恨不得以此授予卿，以成大事。”意思就是没有把指挥权交给石苞，陶新华先生在其《汉代的发兵制度》中总结：“末年将军假节的这些特征体现出节的发兵功能与指挥功能的结合。这是战乱时期的产物。”(注5)魏廷迁石苞为奋武将军、假节、监青州诸军事。

轮到追究责任了，哪怕和一样是挂名，主帅对败仗当然是责无旁贷。身为监军(见《齐王纪》注引《汉晋春秋》)的司马昭，统胡遵、诸葛诞(见本纪)，尽管没下达过愚蠢命令或治军不严招致败因，但被问罪是逃不掉的，因此司马昭被削去新城乡侯的爵位;

胡遵无传就不清楚是否也一同被削爵，只知道日后讨毋丘俭时，胡遵仍是征东将军，大概是没有被降职。但其防区则有所削弱，因为多了一个青州监军石苞，尽管胡遵仍能督青、徐二州;诸葛诞则没有被责罚，只是与毋丘俭的防区豫州对换，连同两人的镇东和镇南之职也互换。毋丘俭倒是因此由监豫州升为都督扬州(注6)。

另一个责任人，司马师自己在群臣一遍贬黜诸将声中，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说话：“我不听诸葛诞之计才有此下场，与诸将无关。”他不正正是采纳其佯攻荆州、实主攻东关之计吗?同年，雍州刺史陈泰求与并州军一同讨胡，司马师同意。怎料并州雁门、新兴两郡之兵以将远征，遂惊反，司马师又是下诏罪己，没怪责陈泰。《齐王纪》注引《汉晋春秋》其后记曰：“魏人愧悦，人思其报。”然后就是习凿齿赞司马师之智，主动承担责任而不是推卸，这才可上下一心。为君者应以理治国，虽偶有过失也能留名天下。

但实情真的如此吗?承担责任是其智这点不假，但未必是真心。司马昭还把说实话之人问斩，只是那位人兄人微言微，同时司马氏也不会宣扬臭史，所以影响应不大。也许习凿齿所记的“魏人愧悦，人思其报”是没多少个魏军民知道真相后的反映，但其本意真的要从当时政治环境下再三分析：

高亮雅直的王仪，为司马昭军司马。东关之役后，司马昭问众人谁应负责，王仪说责在元帅。司马昭怒曰：“司马欲委罪于孤邪!”遂令人斩之。(见《晋书.王裒传》)唐修的《晋书》沿用了王隐《晋书》的内容(见《三国志.王修传》裴注)，可惜没有再引用鱼篆之记，因《魏略》继之死后，又记录了司马氏战败的详细始末：

诸葛诞伐吴，战於东关，上欲速进军，司马王仪谏曰：“吴贼必有伏，宜持重，不可进。”上不听，果为吴人所覆。仪曰：“今日之败，谁当其咎?”上曰：“司马欲委罪孤耶!”遂法仪。(《太平御览》卷248引《魏略》)

是役吴军虽不是预先设伏而获胜，但却完整记录了司马昭欲速进军，没有持重进兵之实。鱼篆所录再次说明三路总帅为司马昭，若司马昭全无职位，以甚么来“速进军”?更深一层，恐怕司马昭也没有考虑过退兵的问题，所以也没有反对胡遵之计。东关大败后，司马氏的根基严重动摇，这句话显得分外刺耳，故司马昭不惜杀一儆百以立威。

王仪运气可不及其父王修，王修在违反曹操之令(为其旧主袁谭之死而哭)，仍为曹操所赦;王仪说了句老实话，就身首异处。按《晋书》所记，若主帅是胡遵，司马昭不用恼羞成怒，王仪又不是说责在文王。

司马师让其弟负全责，司马昭当然无法问斩其兄。司马师在这事的处理上固然优于其弟，但这样对待诸葛诞和陈泰，只因他们的地位和身份不是王仪可比：陈泰是之子、陈寔曾孙，出自颍川大族，且为雍州刺史。虽同为大族但谈不上完全是其党羽，否则司马昭指使贾充弑主后，陈泰不会不识趣，在司马昭面前坚持杀贾充才能服众;

王永平先生在《诸葛诞之活动与琅邪诸“姓族”形成之关系》分析，诸葛诞一支那时已在魏形成“新出门户”。且其更是出身自司马氏的政敌：一众浮华之徒何晏、邓飏等的四聪、八达，也与正始之变被诛的一干人友善。尽管一开始就不是同路人，但他不是何晏和夏侯玄，与有姻亲关系，可以尝试拉拢。

司马氏的分化手段就是结姻，司马懿之子司马伷娶诸葛诞之女，即日后的诸葛太妃。诸葛诞也玩投机，结果能为其所用。日后毋丘俭联同扬州刺史文钦，起兵讨伐司马氏，遣使寻求诸葛诞的响应，但他却是斩掉来使，更从征平叛。不过日后“既与玄、飏等至亲，又王凌、毋丘俭累见夷灭，惧不自安”的他，收买淮南民心及暗养死士数千，最终也是造反。

《晋书.景帝纪》刚迁大将军时，列出的那批都督四方、典州郡、掌选举、参计谋、预朝议的人中，诸葛诞、母丘俭、李丰、夏侯玄和张缉皆密谋推翻司马氏;陈泰如后述，不能完全视作其党羽;钟会虽然投靠司马氏，但忠诚度不足，日后伐蜀谋反可见一斑，故若出现大逆转，他一点都不可靠。

名单外还有与曹氏宗室同乡的文钦，也投入淮南三叛;李丰弟李翼是兖州刺史;中领军许允素与李丰、夏侯玄善;满宠之子、卫尉满伟称疾，没参与讨诸葛诞。其子长武，从征后又称疾求还。在忠不忠司马氏的立场上，一家明显是不选择效忠，结果司马氏杀满长武、贬满伟为庶人，“时人冤之”。

可见当时曹氏尚有反扑之力，尤其是“以规格局度，世称其名”的夏侯玄尚存，所以司马师最好是作政治秀，一副明君姿态收买和稳定人心。说穿了只是司马氏无抾掌握淮南军权的结果(对比关右，能以一纸诏文征夏侯玄回朝并以老部下郭淮替任)，不敢过份刺激他们以致叛离。

魏军死伤者众，对礼制居然也产生影响，据《晋书.礼志中》所载，温峤以寇侵为由，不至其母的殡葬，引起朝廷非议。让群臣议论，论者提及东关故事：三年丧期完后，礼除。那东关故事又是甚么呢?据《宋书.卷64.郑鲜之传》提及东关之役死者众多，司马昭下令丧礼从简，守丧期间也不禁止婚嫁和入仕。后王敦复引这典故，因是当时环境下的国家大事;《陈书.卷33.沈洙传》讲述东关一役，棺材不够葬礼无期，议以为礼无终身之丧，因而制使除丧服。

建兴二年二月还京，是役主功无异是多次独具慧眼，，甚至敢下令让己军脱战铠，示弱于敌或激发部下拼死之心的丁奉。雪中拼刀的还有留赞，所以他们同时获得升官：丁奉迁灭寇将军(三家的，但位在四方之下)，进封都乡侯(注7);留赞迁左将军。唐咨应该也是这前将军，太平元年(256年)他以前将军之职从征，自江都入淮、泗。这数年间不见唐咨立功，可得以升迁。万斯同在《吴将相大臣年表》就是记他于建兴元年为前将军。

主帅的诸葛恪也因功进封为阳都侯(本县侯，但不是实土，因仍在魏境内)，加荆、扬二州牧、督中外诸军事、丞相，赏赐丰厚。

他此时在吴权倾朝野，也有了可以自豪的功绩和个人威望，偏偏有人认为他死期将至，此君是谁?魏名臣张既之子、光禄大夫张缉是也。司马师当然欲知原因，他回答功高盖主。答案是否果如其所料呢?一年内自有分晓，转捩点是在魏晋的著名战场之一：合肥新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