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国幼儿期的无奈：要向幽州的刘仁恭政权行贿_辽国

唐末五代幽州镇在刘仁恭统治下，多次击败契丹民族的入侵，阻止了契丹势力的南下，对于维护中原王朝统治功不可没，直到唐王朝灭亡，契丹势力始终没有越过幽州，这一点被后世许多人所称颂，但仔细分析，刘仁恭政权对于契丹势力的防御作用更多的是消极的、被动的防御，没有形成长期系统地防卫措施，镇将刘仁恭本人也不能有多么深远的见识，最终这条防御战线以失败告终。

唐代幽州历史概况背景幽州处于唐王朝版图之东北，在稳固东北边境，钳制东北部民族奚、契丹作用至关重要。天宝年间设立十节度使来统御边疆，在幽州镇设立的是范阳节度使，《旧唐书》载：范阳节度使，临制奚、契丹，统经略威武、清夷、静塞、恒阳、北平、高阳、唐兴、横海等九军。幽州在东北防御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唐前期对于东北诸族的防御政策是以安东都护府、营州都督、幽州都督三者从东到西、从北向南贯穿，所建立的一整套防御体系。西北战乱起，唐政府无暇东顾，安东都护府被迫内迁，后又由于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之乱，营州陷入了战乱，毁于战火中。整个东北防御的重心只能放在了幽州这一个据点上，营州成为了配合幽州防御的从属力量。从整个边疆防御形式来看，幽州这个军事重心都是不可忽视的。

由于幽州在地理位置上的特殊性，幽州镇的作用自范阳节度使设立之初就已经很明确，契丹虽然时时侵扰，并没有构成太大威胁，唐朝初期，国家决策的重心放在西部地区，西北地区濒临突厥、回纥，西南更是有吐蕃时时侵扰，这让唐王朝无暇东顾，所以幽州镇对于契丹防御固然重要，但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受到重视，到了唐朝末期，尤其自武宗朝以来，回鹘、吐蕃势力逐渐衰弱，而在西北濒临幽州的契丹则不断强盛，不久奚、室韦也得以臣服“是后契丹方强，奚不敢亢，而举部役属”之后不断南下侵扰幽、蓟诸州，对于契丹的防御显得越来越重要了。幽州镇位于河朔三镇最北部，河朔三镇自后便连为一体，张国刚在《唐代藩镇研究》这一本书中，详细的分析了河朔藩镇割据的三个基本特征。在政治上，节度使不由中央派遣，而由本镇拥立;在财政上，财税截留本镇，而拒不上供中央;军事上，违背中央意志，养蓄重兵，专恣一方。

诚然幽州镇把处理与唐王朝的关系作为本镇存系的关键，虽然时时与唐中央相对抗，但作为边疆型重镇，防御契丹等北方民族的入侵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大和五年正月，幽州军乱，逐其帅李载义。文宗以载义输忠于国，遽闻失帅，骇然，急召宰臣谓之曰：“范阳之变奈何?”僧孺对曰：“此不足烦圣虑。且范阳得失，不系国家休戚，自安、史已来，翻覆如此。前时刘总以土地归国，朝廷耗费百万，终不得范阳尺帛斗粟入于天府，寻复为梗。至今志诚，亦由前载义也，但因而抚之，俾扞奚、契丹不令入寇，朝廷所赖也。假以节旄，必自陈力，不足以逆之。”帝曰：“吾初不祥，思卿言是也。”即日命中使宣慰。

虽然从这段对话中牛僧孺坚持一贯的妥协反战的思想，但其所指出幽州镇防御边疆的作用还是比较切实的。自以来，国力日渐不盛，边疆更是战事不断，幽州历任节度使对于边疆防御不曾懈怠，尤其在刘仁恭统治时期，曾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有效地遏制了契丹势力的壮大和入侵。

刘仁恭政权的建立及其兴衰彻底搅乱了唐王朝的统治，全国各地群雄割据，和最终成为了中原地区的两大军事对立集团。曾经一直处于割据状态的成德、魏博双双臣服于二强镇，幽州镇的形式在这一时期也变得极为复杂。乾宁元年(894年)，李克用大举进攻幽州，幽州城破，李匡筹被杀，幽州镇遂划入了李克用势力范围之内。李克用为了便于控制幽州，起用幽州旧将刘仁恭为节度使，“留戍兵及腹心将十人典其机要，租赋供军之外，悉输晋阳”。刘仁恭在羽翼丰满之后，遂绝于晋阳，幽州又恢复了割据及独立地位。兴化元年(898年)三月，刘仁恭击败义昌节度使卢彦威，又取得了义昌镇沧、景、德三州之地。此时幽州势力达到极盛。在此形势下，刘仁恭野心膨胀，“兵益张，显图河北。悉幽、沧步骑十万，声言三十万，南徇魏、镇”。兴化二年(899年)正月进攻魏州，罗绍威求援于朱全忠，在汴、魏联军反击之下，幽州军大败，“仁恭遂衰”。此后，刘仁恭便打消了称霸中原的野心，晚年更是无所作为，还不幸被其子刘守光所囚禁，刘守光凭借幽州一镇之地竟然妄图称帝，终于于后梁均王三年(913年)被后唐攻灭。

刘仁恭对于防御契丹所采取的措施刘仁恭任幽州卢龙节度使期间，对于契丹的防御采取的措施颇值一提，为了防止契丹游牧民族南下，每年霜降，刘仁恭便派兵士焚烧塞外野草，契丹马多饥死，就常以良马贿仁恭，求买牧地。“北荒寒早，至秋，草先枯死，近塞差暖，霜降，草犹未尽衰，故契丹南下，并塞放牧。焚其野草，则马无所食而饥死。”契丹游牧民族对于牧草的依赖性不得不贿赂刘仁恭。另外就是驻军屯田，收获之后坚壁清野以待契丹军，契丹军查无所图，不得不退兵。关于屯田方面，乌廷玉先生认为幽州镇屯田主要分布于幽、涿、莫、平等州。屯田政策由来已久，并不是刘仁恭政权的新创，屯田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解决了军队的粮草供给，客观上减轻了当地人民的负担。这些措施可以看出刘仁恭并没有对契丹没有主动攻击过，多是以防御为主，而对于河朔中原则甚为关注，光化元年击败了义昌节度使卢彦威，吞并了沧、景、棣州，《通鉴》记载“仁恭兵势益盛，自谓得天助，有并吞河朔之志”从这一系列事件可看出，刘仁恭并没有向北发展的趋势，只能凭借仅有的临时性措施来遏制契丹，一旦形势转变，不仅仅是幽州，整个河北地区都有覆灭的危险。

幽州能积极防御契丹入侵的原因从地理位置来看，幽州镇位于三镇最北端，辖区屡有变化。但长时期辖有幽、涿、蓟、瀛、莫、檀、妫、平、营九州之地。它东邻大海，北接大漠，西靠太行，南毗成德，纵横二千余里。以燕山为界，可分为山前(山南)、山后(山北)两部分。而幽州所辖九州，妫州、檀州部分地区位于燕山以北外，大部分地区位于燕山以南，有燕山山脉作为天然屏障防御契丹入侵可谓是得天独厚。仔细观察河北道地图，可看出幽州镇内部防御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以幽州、蓟州、檀州、妫州等作为正面防御，另一部分则是以平州、营州为主侧面防御，两面相互策应，幽州才能长期有效地防御北方，进而企图南下征服整个河朔地区。

另外，契丹入侵中原因为受到燕山地形的影响，不可能直接进攻幽州、蓟州等地区，关于契丹入侵的路线，一条路线是从妫、檀二州南下，由于受到地势的影响，可以居高临下攻击幽州城，所以从唐朝初年就非常注意此地的防御，先后设置了清夷军，怀柔军(在妫州、蔚州二州之境)、宁武军(妫州怀戎县西)、广边军(怀戎县北)、威武军(檀州城内)、镇远军(檀州故黑城川)等。这些军队的防备比较严密，再加上平、营二州侧面夹击，契丹势力也很少经过这条路线;另一条则是从平、营二州南下，据《旧五代史.萧翰传》有记载：

萧翰者，契丹诸部之长也。父曰阿巴。刘仁恭镇幽州，阿巴曾引众寇平州，仁恭遣骁将刘雁郎与其子守光率五百骑先守其州，阿巴不知，为郡人所绐，因赴牛酒之会，为守光所擒。契丹请赎之，仁恭许其请，寻归。

另外，据通鉴记载，幽州北七百里有渝关，下有渝水通海。自关东北循海有道，道狭处数尺，旁皆乱山，高俊不可越。比至进牛口，旧置八防御军，募士兵守之，田租皆入军食，不入于蓟，幽州岁致缯纩以供战士衣。每岁早获，清野坚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辄闭壁不战，俟其去，选骁勇据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

渝关在平州东部与营州的交界处，以此推断契丹入侵主要沿营州、平州南下，再向西入侵幽州地区。所以对于平、营二州的经营显得极为重要，后来到为卢龙节度使时，不重视修备边防，使得契丹游牧于平、营之间，这无疑是防备契丹势力入侵的最大的败笔。

刘仁恭政权对于契丹的两面性一方面刘仁恭在军事上积极地防御契丹的入侵，另一方面面又不想过多地刺激契丹政权，和契丹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唐末中原割据势力中对幽州镇能造成威胁的就是朱全忠和李克用两大军事集团，幽州镇在刘仁恭领导下，做的是游刃有余，无论是河东李克用还是河南朱全忠，都非常希望拉拢刘仁恭这个政权来制约对方。河朔地区幽、镇、魏三州原来所建立的同盟随着朱全忠势力的壮大早已被打破，不得不依靠新的同盟，这就是北方的契丹，幽州对于契丹的防备自不必说，与契丹的交往，一方面可以抵御河东李克用沙陀集团，李克用集团不得不有所顾忌;另一方面可以从契丹内部购得所需要的良马，获得良马是为了组建威力强大的骑兵军团，骑兵在冷兵器时代作用不容忽视，据此推测刘守光设牛酒之会俘获契丹王子，契丹后来乞盟纳贿，赎回王子很可能就是贡献了大量马匹，对于刘仁恭政权来说，马匹的重要性远远高于金银绢帛。对于契丹只要不使其做大，结成同盟之后利大于弊又有何不可。

对于契丹，刘仁恭政权从始至终都是以防御为主，由于受到中原两大势力的牵制，不可能付之于积极有效的措施。不但不能一味地对抗，到了刘仁恭之子刘守光时期还需要与契丹相结盟，才能在乱世中求得生存。“刘守光末年衰困，遣参军韩延徽援于契丹”，刘仁恭晚年笃道教，贪图享乐，完全不理会幽州军事，其子刘守光发动叛乱，幽禁父亲刘仁恭和兄长刘守文，之后更是志骄意满僭越称帝，幽州地区内外交困，百姓多有逃亡，逃奔契丹的百姓不在少数，“延徽始教契丹建牙开府，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由是汉人各安生业，逃亡者益少”[12]随着契丹势力的增强，加上继刘仁恭之后幽州镇将对于边防措施的忽视，最终为了得到契丹的协助，献出了幽云十六州宝贵之地，唐末对于契丹的防御体系也彻底瓦解了。

综上，唐末幽州刘仁恭政权对于防御契丹的作用值得肯定，对于后梁、后唐以及之后的政权的长时间维持起到了无疑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不能夸大，从长远来说，对于契丹的防御一直是被动的，消极的防御，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整个历史形势，对于这一结论，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