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是法家集大成者是所有独裁统治者的导师和灵魂为什么师从儒家的韩非最后变成了法家的代表？

韩非是战国末期韩国人。杰出的思想家。韩非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集于一身，并且将老子的辩证法、朴素唯物主义与法融为一体，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法治思想，适应战国末期治理乱世的历史环境，对秦王朝统一中国功不可没。

韩非是战国时期很有名的一个人，他在年轻的时候是和他的师弟李斯，一起跟着很有思想的人荀子学习，在学习完以后，他就回到了自己的国家，韩国，当时的韩国在七国中算的上是比较弱小的，所以韩非打算回国，去改变自己的国家，让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加的强大，韩非是有着很大抱负和理想的，他以为自己是韩国的九公子就能够改变当时的格局，但是事实上并没有那么的简单。

韩非在回到韩国后，首先要弄清楚韩国的政治局势，在当时的韩国政治里面，即使是比较混乱的，分了很多的势力，韩非想要在韩国的政治局势里立足，就必须先了解政治集使里比较重要的人，其中比较有权势的一派是丞相一派张家，因为张家历代都是丞相世家，所以政治根源比较深，而且也深得皇上的信任。

不过好在张家和韩非的关系还不错，所以韩非不用太过担心他们，反而要担心的是其它的派系，其中一派是掌着兵权的大将军姬无夜，因为有着兵权，所以他在朝廷中的说话权是很重的，而且他还和朝中的很多大臣都有着不小的勾结，所以算是比较有势力和有危险的一派了，还有一派就是韩非的哥哥，四公子，四公子也是比较有心机的一个人了，而且他还是韩非的哥哥，所以是最危险的一派了，因为其它人都还可以在明面上对抗，但是四公子属于表面上的和谐，但是暗地里却是不知道他会干什么，面对着这么复杂的局势，韩非也没有办法，只有一步步的见招拆招。

在这么复杂的局势下，韩非也必须要有自己的势力，所以韩非这么有计谋的人，早就想到了这些，朝廷里这么多派里，也是互有矛盾和冲突的，这对韩非来说是一个不错的消息，他可以利用这一点，对各方势力进行反制，不过因为将军和四公子都是为了的利益，并且视韩非为眼中钉，所以韩非是并不可能和他们合作的，那么势力最大和最好的选择也就只有一个了，那就是当今的丞相，张家。

因为张家也是一心为了韩国着想，而且韩非和丞相的孙子，一个也是很厉害的很聪明的人，张良先生，有这样的人辅助自己，当然是如虎添翼，所以韩非回国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张良，和他商量韩国的局势，并且还和张良的爷爷一起说了如何让韩国强大的想法，丞相也很同意韩非的说法，但是当时的韩国，因为将军一派掌握了太多的东西，所以想要进行改革是比较难的，所以他们得想出一个很好的方法，来改变这种局势。

在有了这种想法以后，韩非就和张家行动起来了，在朝廷上，张家因为有着丞相，所以有很多说话的机会，可以反制住将军，那么在这个时候，韩非再上前给张家支持一票，那么局势就会是韩非他们的了，因为毕竟两个有分量的人肯定会比一个人的好，因为还有两个差不多的势力也都是各有想法，所以他们肯定不会合作的，所有韩非这一个操作，就成功的牵制住了两个势力，应该说是很成功的，但是这只是他们的计划的第一步，接下来的计划才是最关键和最重要的一部了。

所谓最关键的一部就是要把韩非自己的思想和改革在韩国推行起来，这个是比较难的，因为在那个时期，思想是比较封建的，而且制度比较的单一，所以在当时的社会进行改革真的是难上加难，所以韩非就算有很大的抱负和思想也是比较难实施的，韩非在有了一定的说话权以后，就曾多次和丞相一起进言，说要推行改革，让韩国依法治国，让国家富强起来。

但是韩国因为听信了那些奸臣的话，所以并没有听从韩非的建议，韩非在最后也是没有办法，所以在韩王不听信建议的情况下，韩非也没有继续选择去改革，而是选择去写书，用书的方式去传达自己的思想和想法，而且还自己创建了学派，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的思想。

韩非他的文章广泛传播，而且流入秦国。秦王嬴政看到，拍案叫绝：“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韩非的同学、秦相李斯说，韩非不但活着，而且就在韩国。秦王为了急于得到韩非，便于公元前233年发兵攻韩。为美女的战争中外很多，但为求才而战争，确乎少见。秦强韩弱，韩王只好把自己不重用的韩非送到了秦国。秦王与韩非一谈，便引以为知己。

李斯怕老同学得势夺去他的地位，就进谗说：“韩非是韩王的公子，您要统一中国，但他毕竟是韩人，不会帮秦，这是人之常情。您既不能用他，又久留不归，这是自找麻烦，不如杀了他。”秦王听了他的话，把韩非下狱治罪。李斯使人送毒药给韩非，迫他自杀。不久，秦王后悔了，派人赦免时，韩非已死了。韩非虽死，但他的哲学思想、政治理论却在秦国得到了完全的实施。在他死后十二年，秦王统一了中国。

韩非的法家思想，是为统治者设计的社会管理理论体系。他认为，人“性恶”、“好利”，利害关系是人类的惟一社会关系，不仅君臣之间、医患之间是相互利用关系，即使是家庭之内的父子、夫妻关系，同样充满了利害关系。他认为，天子不是由上天的意志决定，经济生活才决定历史，而且“世异则事异”，必须与时俱进。

因此，他提出了法、势、术统一的理论：治理国家必须实行法治。推行法治必须掌握政治上的权势，人君必须有权势才能实行法治。有势而无术，则会大权旁落，人君得不到利益。人君不能相信人间有真正的互相信赖和忠诚，只能以重刑、厚赏的手段，法、势、术相结合，才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国家。

从秦始皇开始，韩非的思想实际上一直是中国政治思想的主流，但无一例外地披上儒家那一套仁义道德的外衣，即所谓的“儒表法里”或“阳儒阴法”。只是韩非的政治学说太坦率，他们不敢宣称而已。历代统治者不断加高孔子的帽子，封号也越来越长。明清之际，已在每一个县都建有大成殿四时祭孔，让全国的老百姓特别是知识分子学习儒家学说，作为全国的指导思想，以致有人认为中国的国教是儒教。但皇帝们对自己的儿子，则是要认认真真教导学习韩非的法家理论。

作为一个思想家、政治理论家，韩非无疑是成功的，因为他的思想光芒烛照着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权专制社会，他是所有独裁统治者的导师和灵魂。他把人的阴暗与自私，完全暴露无遗，使人绝望。作为个人命运，他是失败的，而且死于老同学之手。不过他的命运，又最后一次证明他学说的正确性：人的本性是恶的，利害关系才是人类惟一的社会关系。

为什么跟随荀子学习的韩非最后却成了法家？

“性恶”论：法家思想的逻辑起点

做为先秦时期儒家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儒家的一些观点已经在荀子这里发生了“变异”，其中最大的一点就是“性恶”论的提出。与孟子只是在与他人的辩论中提到“性善”不同，荀子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就叫“性恶“。他在里面直接提出了“人性之恶，其善者伪也”的观点。

而且他认为，世界所有的丑恶和乱象都是由“性恶”导致的：“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之欲，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性恶”论可谓是法家思想的逻辑起点——韩非所说的“法、术、势”的基本假设都是“人性本恶”。

基于这个观点，法家认为，人是“需要管的”；而且由于“人性本恶”，所以用道德教化去使人向善也是徒劳的。再退一步讲，就算人变得善良了，也不是道德提升的结果，而是人为的。同样的，对于“性恶”之人，不能使用“好言相劝”的方法，因为他的本性是恶的，道德感化起不了作用，所以必须用“刑名法术”。这就为法家的治国理论提供了思想基础。

《韩非子·心度》篇中说到，“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故明主之治国也，明赏则民劝功，严刑则民亲法”；而这么做的原因在于“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佚则荒，荒则不治，不治则乱”。就是说，“好逸恶劳”是人的本性，要想克服这个问题，必须依靠严刑峻法。

“隆礼重法”：由“儒”向“法”的转变

春秋战国时，儒家思想有一条明显的“演变线”，就是越来越重视现实的功用：从孔子的“仁”到孟子的“义”，再到荀子的“礼”，儒家提倡的东西越来越具体、“可操作”，并且由此可窥见其与法家的思路越来越接近。其中，荀子对于“由礼向法”的转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对于“礼”的起源，《荀子·礼论》中认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即“礼”的出现是为了调节人的本性中对利欲的追求。

而到后来，荀子发现，“礼”往往与人性发生冲突，或者说，由于人“性恶”，“礼”的运转并非十全十美。这时候，他又提出了“法”，即此时他意识到需要一种强制性来保证“礼”的实施。所以，荀子有“礼法之枢要”、“礼法之大分”的说法，并将二者并称。

与学生韩非只强调“法、术、势”不同，荀子虽以礼法并称，但仍认为“礼”高于“法”。《荀子·强国》篇中有云：“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礼”可以成就王业，而“法”只能成就霸业。并且，如果“礼”能得到执行，“法”自然会被遵守：“礼及身而行修，义及国而政明，能以礼挟而贵名白，天下愿，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

与前代的儒者不同，荀子除了重视“礼”，也意识到了“法”的作用。至此，可以说，荀子已经将一只脚迈进了法家的“门槛”，而他的学生韩非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成为了法家的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