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学家翁文灏简介 翁文灏与李四光关系

翁文灏

翁文灏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是中国第一张彩色中国地质测量图的编制者、是中国第一位考查地震灾害的人......他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学者从政派”中官位最高、经历最曲折者，作为一名杰出的地质学家，翁氏本是一粹然学者，时乎运乎，却一度做到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高位，晚年又翩然海外来归，以政协委员终老。

翁文灏简介

翁文灏(1889—1971)，字咏霓，浙江鄞县(今属宁波)人。出生于绅商家庭，清末留学比利时，专攻地质学，获理学博士学位，于1912年回国。是民国时期著名学者，中国早期的最著名地质学家。对中国地质学教育、矿产开探、地震研究等多方面有杰出贡献。

他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中国第一本《地质学讲义》的编写者、第一位撰写中国矿产志的中国学者、中国第一张着色全国地质图的编制者、中国第一位考查地震灾害并出版地震专著的学者、第一份《中国矿业纪要》的创办者之一、第一位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地质会议的地质学者、第一位系统而科学地研究中国山脉的中国学者、第一位对中国煤炭按其化学成分进行分类的学者、燕山运动及与之有关的岩浆活动和金属矿床形成理论的首创者、开发中国第一个油田的组织领导者。

担任过私立焦作工学院(今中国矿业大学和河南理工大学)的校董。曾以名学者之身份在国民政府内任事，在抗战期间主管矿务资源与其生产。

翁文灏李四光

在“文革”时期出版的一本连环画《李四光》里,作为李四光高大全形象对立面的,有一个叫“丁公羽”的“买办文人”。很显然,这个“丁公羽”(此名明显取自丁、翁二人的姓氏)就是那个时代文学艺术化了的丁文江与翁文灏。因为丁文江1936年初就已去世,事实上李四光与翁文灏交往的时间更久。有意思的是,被“革命”文学艺术丑化了的翁文灏,与他的对立面李四光却有许多相同之处。

从自然生命角度,他们同龄、同寿。二人都诞生于清光绪十五年即公元1889年,也都于1971年在北京逝世。

就社会职业角色而言,他们同行。二人同样留学欧洲,学习地质专业,学成归国后从事地质科学研究工作。进而言之,他们还都是公认的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创始者、著名地质学家;他们都曾是中国最著名的地质科学机构的主持人,李四光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翁文灏任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所长;自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始至1949年,他们同为历届评论会评议员,并同时当选1948年首届院士;他们也同样都有从政并官至中央政府部长的经历,翁文灏担任过国民政府经济部长,李四光则是新中国的首任地质部长。

有如此多共同点的科学家,在整个中国科学界恐怕也再难找出第二对,然而,这两颗科学界同样耀眼的星斗,却在近代中国历史的银河中划下不同的人生轨迹。

同一时期,地质调查所矿产股长翁文灏也先后兼任过矿政司第三科和第一科的科长,李翁二人不仅从1920年开始就有了交集,而且当年还曾是地质调查所的同事、矿政司的同僚。

此后,在章、丁、翁、李几位学者率领之下,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精韧不怠,日进有功。虽然李翁二人身处不同机构、学术方向也不尽相同,但依然交往密切,而且都在各自领域做出了的卓越贡献,成为中国地质学界的领袖人物。

例如,二人不仅都是中国地质学会1922年成立之初的创始会员,而且同时当选首届和第二届副会长,以后也均先后多次当选会长(理事长)。1926年起,中国地质学会设立葛利普奖章作为中国地质学界的最高奖项,每二年授予一次,以奖励“对中国地质学或古生物学有重要研究或与地质学全体有特大之贡献者”。李四光(1927年度)、翁文灏(1935年度)均是葛氏奖章获得者。丁文江去世后,地质学会又设立丁文江纪念基金,李翁二人都是纪念基金保管委员会委员,李四光还是1942年度丁文江纪念奖金获得者。

他们还都是中国地理学会的创始者,翁一直是学会会长(理事长),李四光也担任过副会长,1943年后两人同任该会监事。

李四光早期从事古生物学的研究,其成名之作《中国北部之筳科》,仔细描述了古生物筳的各个属种的外部形态和内部构造、地层分布、地理位置等,解决了中国北部含煤地区石炭纪地层划分的争论,是古生物学的重要贡献。“该成果至今天仍受到国内外古生物学者的赞誉和沿用”。李四光特将一新属命名为“翁文灏属”以感谢和纪念翁文灏的支持。

翁文灏对李四光的工作一向也非常尊重和推崇。1942年李四光获得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届丁文江纪念奖,翁文灏作为学会理事长在授奖典礼上致词,对李四光发展中国地质科学的贡献给予极高评价。他说:“李先生初年兴趣多致力于革命工作,其后感觉欲强国非空言可获,乃赴英习纯粹科学。返国后即至北京大学任教授,生活寒苦,教学不懈。”“其后感觉北方环境不佳,乃到南京就地质研究所长职,至今十数年,全份精力均在发展纯粹科学研究,……地质科学在国内研究精神之提高,先生之力极大。”

1940年3月,中央研究院第五次评议会在重庆开会。会议结束时,蒋介石出面宴请与会的科学家们,李四光也拒绝出席。蒋介石席间询问:“李四光先生怎么没来?”还是翁文灏以感冒发烧为词,为他打了圆场。1941年8月,钱昌照“秘密通知”李四光(据钱后来说,他是从李济深处得知):蒋介石要抓他。李四光“知道自己一直与蒋介石作对,迟早是要被他暗算的”,不得不将全家由桂林迁到距良丰不远的乡下“隐避”。

与之相反,翁文灏在政治上的选择则几乎完全依赖于对蒋个人的感恩和信任。

1951年初翁以戴罪之身回到祖国之时,李四光已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成为中国地质学界的最高领导者,进而成为“我国科技界的一面旗帜”。当1951年中国地质学界的另一位元老章鸿钊去世之时,翁文灏尚在面壁反省自己的“罪行”,他当然没有机会听到李四光发表“中国地质事业创始人不是别人而是章先生”的讲话。西方舆论对翁文灏的回国颇感震惊,甚到风传他已经带领着地质考察队赴西藏寻找铀矿资源去了,尽管翁本人也曾着手翻译了国外有关石油地质的专著,但他最终也没能重回“换了人间”的地质学界。当然,这对翁本人而言或许并非不是一件好事,而他留在地质界的得意门生们,如谢家荣、李春昱(地质调查所所长)、高平(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所长),都没有逃过“右派”的命运。

20年后的1971年,翁李这两颗轨迹不同但都曾辉煌耀目的中国地质之星先后殒落。仰望天边那远逝的轨迹,不能不让我们思考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以及他们不同的人生选择。不同的意识,不同的命运,都折射着近代中国的命运,隐匿着历史变迁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