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史专家提出:大明亡国，非亡于崇祯，实亡于张居正！张居正做了什么导致大明灭亡？

对于大明的问题，相信很多人都不了解，下面历史随心看小编就给大家讲一讲。

“老夫非相也，乃摄也”，这是我读明代史料笔记时，最感震撼的一句话，而这也道出了张居正执政时期的天下大势，所谓“明只一帝，一相耳”，其中的“相”指的就是权倾朝野，予取予夺的张居正。固然，张氏的“万历新政”给国家带来了短暂的繁荣，甚至说他为摇摇欲坠的明朝延命亦不为过。但在这样一个君权至上的封建时代，强悍霸道、睥睨百官的内阁首辅到底意味着什么？想必也是不言自明的。万历对张居正的清算来看，后张居正时代的大明政治，与其说是皇帝的怠政，不如说是一种变异的师徒关系的恶性循环！所以，在我看来，“实亡于张居正”的观点并不是全无道理的无稽之言。

一：“万历新政”的耀眼政绩和空前绝后的“一条鞭法”

公元1572年，隆庆皇帝猝然崩逝，年仅十岁的万历继位。由内阁首辅高拱和张居正以及内宦之首冯保等三人负责辅佐新君。但万历继位之初，张居正即与大太监冯保结成政治联盟，以“专政擅权”之名将对自己有提携之恩的高拱罢官遣返。取而代之，一跃成为大明首辅，独掌国政、予取予夺达十年之久。

话说，自明朝中期开始，朝廷吏治腐败、社会矛盾积聚、土地的大量集中直接导致流民四布、逃亡无数，甚至还出现了啸聚山林、结党起义这种王朝末世的可怕现象，大明朝已经到了星火四起、危机四伏的境地。身为首辅大臣的张居正在孝定太后和万历小皇帝的支持下，毅然发起号称“万历新政”的变法改革运动。

而在“万历新政”中，“一条鞭法”的税政改革最为显眼，收效最好、影响最大，他不仅有效的解决了百姓逃税的问题，还建设性的开创了一种新型的纳税模式——“一切实物皆以白银为度量”，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货币化纳税制度，不仅有效的扩大了货币的流通范围、而且削弱了人与土地的捆绑关系，使大量的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乘着“隆庆开海”的巨大福利，遨游商海，最大限度的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而伴随着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张居正又应对性的在维持农业税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开始征收“商业税”，随着一系列的组合政策得到切实的贯彻，万历初年“贫病交困、生民维艰”的社会现状一改而为“国库充盈、生民乐业”的勃勃生机。行将迟暮的大明王朝再次焕发出无与伦比的生命力。

但“一条鞭法”虽然减轻了百姓不合理赋役负担，却在具体的施行过程中给胥吏们留下了横征暴敛的机会。同时，“赋役、赋税一概征银，田赋和力役亦皆折银纳税”的措施，无异于以官方文件的形势确立了“银本位”的货币政策，虽说此前大明宝钞的购买力和认同感不高，但好歹还是明面上的官方货币，即便社会各界反对，但经济命脉却还是掌握在政府手中。但“一条鞭法”却从法律角度承认了“白银代替宝钞”的客观现实。

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张居正这一决策性的失误，固然迎合了资本市场日益高涨的呼声，却也在无意间将大明朝拖入灭亡的深渊，毕竟，我们的大明是不产银的国家。随着“开海运动”的持续深化，频繁的对外贸易导致大量白银源源不断的涌入，国内官商、市民阶层的崛起激发了他们染指国家政治的欲望，至此，明朝跨入君臣相争的阶段，并最终在这种“上下交争”的困境中走向灭亡。

三：言传身教——身为太傅的张居正没有扮演好老师的角色

继位之初的万历，不过只是个年仅9岁的黄毛小儿，出于一位母亲“望子成龙”的期盼。“博学宏词、素负盛名”的张居正成了万历皇帝的老师，负责小皇帝的教育和培养工作。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为了教育好万历，张居正也是费尽心机、苦心孤诣。他严格按照儒家对圣君的定义，精心制定教育方针、亲自编撰御用教材，甚至还专门将历代治乱教训汇编成书、配以插图，作为年轻好动的万历皇帝的课外读物，以此熏染万历的心性、磨炼他的意志。

但是，自古以来，最好的教育，永远不是“大言炎炎”的夸夸其谈，而是“脚踏实地、身履其责”的躬亲实践。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张居正抓住每一个可以教育万历的机会，一再要求万历皇帝要“节俭为本、勤政爱民”。为此，他还以“奢靡铺张、多念民生艰难”为由精简皇室的开支用度，堂堂天家的生活一度相当拮据。所以，在幼帝万历眼中，少师张居正决然是个“秉性刚直、自持甚谨、道德仁义无不充备”的能臣能吏。

话说，青少年阶段最容易产生榜样和偶像的崇拜，可一旦偶像崩溃，随之而来的就是毁灭性的打击。而张居正和万历的关系正处于这样一个节点。

而就在张居正要求万历“克勤克俭、多念民生”的时候，自己却过着铺张浪费，贪情纵色，奢靡无度的生活。譬如：1、张居正每次用餐，菜色蔬果逾百品，但却还是有“不足于心，无处落箸”的感叹，不仅如此，其府邸之中更是“美女充盈、佳丽排列”。骄奢淫逸已经到了人们难以想象的地步。试问，这样“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的作风，在万历得知真相之后，心中焉能没有怨恨？而当原本“高山仰止”的老师不再“凛然不可冒犯”时，万历心中的信仰也就随之崩塌，对于年轻人而言，自尊和尊严往往是最不能被无视和践踏的，更何况张居正这种带有“欺君之罪”的诓骗？

所以，在张居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后，刚刚成年的万历就迫不及待的要戳穿老师的“西洋镜”，一雪被“欺瞒多年”的耻辱。因为，他唯有彻底抹去张居正在他心中的烙印，他才能破茧重生，做回真正的自己。当此之际，政治上的去“张居正化”反而变得不再那么重要而迫切。

而且，正是因为张居正本人给万历带来的巨大阴影，成年亲政之后的万历对文官集团充满了天然的抵触和不信赖，若不是后来申时行的苦心经营和上下斡旋，只怕历史上的万历会比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更加自私而冷漠。而就万历朝“三大案”来看，万历对文官集团的地方和抵触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毕竟，受过欺骗的人最怕的就是在被欺骗，这群在张居正执政时对其歌功颂德、拍马溜须唯恐不及的家伙，再后来的“倒张运动”中的积极表现着实令人齿冷心寒。读圣贤书而自诩仁义的人，干起杀人越货、翻脸无情的活计来却比谁都顺手。天下之下，这样的读书人，如何能教人不多加地方？

综上所述，就我个人而言，说“明实亡于万历”并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所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不能因为张居正的功勋而无视他的过误，亦不能因为他的失误而忽视他的绩。“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看待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才是最客观公正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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