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在外交上是否过于软弱？弱国无外交真的是他妥协的理由吗？

1876年，日本与朝鲜国王签署了一份独立的商业条约。如今的你，怎么看待这一信息？能看出里面潜在的威胁吗？

朝鲜作为清朝最重要的附属国、以及最具有的战略意义的堡垒。日本此举无疑是向清朝的挑战！回到第一段的商业条约，朝鲜是清朝的小弟，你不通过我直接和我小弟私下交易，你是什么意思？而当时朝廷能看到这一层有几个人？或者我们想想谁能看出来，恭亲王？左宗棠？曾国藩还健在的话、曾国藩？

假如朝廷上下都看出来其中的危险，该解决问题了。但还不如不知道呢，因为什么没有人能够提出策略击退或者防御日本人。

朝廷所有人束手无策之时，李鸿章站出来了。李鸿章提出阻止日本狼子野心的最好办法就是把朝鲜向全世界开放。以我们现如今的实力迟早都要失去朝鲜这个属国，倒不如借此机会把朝鲜开放于全世界。李鸿章的这个建议并且通过朝鲜国王与外国列强签订商业条约得到落实。现如今的你仔细想想让你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还有比这个更好的办法吗？

李鸿章于1879年10月23日写给朝鲜汉城官员苏善的一封私信。

“承蒙赐告贵国政府与日本之关系。倭人性本倨傲自大，野心勃勃，狡诈万分，步步为营，贵国被迫视情应允其要求。睹此情状，深感阁下任重道艰。去岁会晤朝鲜使节团，余已阅尊函，蒙阁下反复示知，倭人求阁下转达其与我国保持良好关系之愿望，并言我们大可放心，其用心可昭日月。

愚见以为，邻邦关系自古易明：两国有隙，可由共同利益之纽带走到一起。若无互惠之基础，既无一致，互为敌国。明知倭人缺乏诚意，宜佯装不知。为自卫起见，避免争端，维护友好关系。为此于前信中奉劝阁下莫露疑心，恐其成为不利于阁下之借口。”

“本国政坛首脑皆以为，此类事防胜于治。”或言最易避祸之法，过于关门静坐。误哉，我东方国家殊难办到。日本之扩张运动，非人力所能阻拦。贵国亦被迫与之互签通商条约，开新纪元之始。诸事表明，以毒攻毒，借力打力，方为我等最佳出路。阁下抓住所有机会与西国缔约，便能以其遏制日本。

西方通则，一国不得无故侵占别国领土，然则国际法之保护力，仅于共享商业利益之强国有效。去岁土耳其沦为俄国侵略之牺牲，土国将要屈从，英国招各国共商，俄国迅即撤军。若土国如同贵国坚执孤立，便将成为俄国之食物。比利时丹麦皆为欧洲小国，均已与各强国签约，因之无人敢于欺侮压迫。此即救弱阻强之妙计。

西方国家利用我们之不幸，以武力强加愿望于我们。其用于蒂结条约的辩论乃武士。正如阁下所知，执行其条约已成无尽困难之源。贵国政府今若主动实现其自由意愿，则西方列强在诉诸武力之前，定会万分吃惊，竟至难以苛求。循此办法，贵国便能不给其提供保护之口实，坚持禁卖鸦片，禁止基督教传播，禁止各种腐败影响..... 阁下已知晓敌人之力量，便可动用一切手段加以分化。谨慎前行，运用机智，则阁下将以善谋者闻名天下。

李鸿章在信中，建议朝鲜秘密的组织军队进行防御，同时小心谨慎地遵守条约内容，以防落下口实。另外他还要朝鲜除了防范日本，还要警惕俄国，所以李鸿章建议与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都签订通商条约，建立海关关税制度，往国外派遣朝鲜公使。李鸿章不止日出建议，还拿土耳其、比利时、丹麦做了例子，而当时的李鸿章还并未出使欧洲。可见李鸿章是认真研究过欧洲各国的生存之道的。

李鸿章在这封信中所展现出来的能力、才华，我认为当时无人能出其右。如果李鸿章生在战国时代，何尝不是苏秦、张仪。言李鸿章是东方俾斯麦，而何尝让这位“俾斯麦”放开手脚做事？正如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所言：

难道一个人熟读经史，文笔华美，就具备了在御前为皇帝作顾问的条件？难道学术上造诣深厚，就能成为大政治家？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但毫无疑问的是李鸿章具备作为皇帝顾问的能力。但大清又有多少官员具备这样的能力？历史的洪流要淘汰这个旧体制，我们却把责任推给勇于任事的李鸿章，这是有失公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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