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为什么要在洛阳建都，而不在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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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记载：武后数见王、萧为崇，被发沥血如死时状。后徙居蓬莱宫，复见之，故多在洛阳，终身不归长安。

《资治通鉴》说武则天迫害王皇后、萧淑妃惨死，两女化为鬼祟，常来骚扰武则天，武则天害怕，所以迁都洛阳，终身不归长安，以躲避两人鬼魂。

这种说法显然深受封建迷信影响，同时也是为了塑造武则天阴险毒辣的形象。

实际上，国都乃一国根本，定都大事，关系国本。

武则天之前，秦，西汉、隋、唐定都长安，东汉、西晋定都洛阳。作为一位成熟的政治家，武则天一改惯例，定都洛阳，绝非一时头脑发热，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秦汉时期，关中地区经济繁荣，全国的经济重心位于关中，定都长安是将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重合，最大程度发挥国都坐制天下的战略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全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北方是五胡乱华，十六国或同时并存，或先后迭代，北方形势极其混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口锐减；与此同时，南方相对稳定，江南地区得到开发，经济趋于繁荣，人口也不断增加。

隋唐虽定都长安，但东南财赋已为关中倚重。东南路途遥远，财赋转运极度依赖水运，因而隋代开凿大运河、唐代大力整治漕运，方能将东南财赋转输北方，供应关中地区需要。

然而漕运成本很高，江南的粮食先经大运河运输到河南的洛水、汴河，再逆黄河西上，经潼关附近再逆渭水而上，殊为不易，耗费大量人财物力，导致民力凋敝。

《新唐书》载：“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自高宗以后，岁益增多，而功利繁兴，民亦罹其弊矣。”

洛阳位于河南，乃黄河、洛河、伊水、济水交汇之处，水运极其便利，可直接接入大运河，得漕运之便，东南粮食财赋可以很方便供馈洛阳，武则天将都城迁往洛阳，可以最大限度接近经济重心，利用东南财赋，更有利于发挥国都坐制天下的战略意义。

关陇集团是以关中、陇山地区为代表的门阀士族势力，从北朝开始便成为国家最大的政治集团，实质控制着政权，西魏、北周、隋、唐四代皇帝从血缘而言都出自关陇集团。

隋唐时期，为加强中央集权和皇权，杨坚、杨广、李世民等都曾致力于打击关陇集团，关陇集团势力衰落，大不如往，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关陇集团在唐朝中期以前仍有不小影响，武则天虽出身官宦之家，却并非门阀士族，一人难以与关陇集团对抗。

关陇集团的根基在关中，武则天迁都洛阳，一定程度就是为了摆脱关陇集团影响，巩固自己的统治，而且武则天以周代唐，改朝换代，自然不能以大唐国都为都，选择洛阳为都城，正是昭示天下，大唐的时代已经结束，洛阳是大周的神都。

隋唐之前，中原政权的外部威胁主要来自西北和正北方向，秦汉的匈奴，西晋时的五胡，隋唐的突厥等，都是中原政权的巨大威胁，定都长安有利于控扼西北，应对异族入侵。

经过李世民对突厥的持续打击，突厥分裂，势力一蹶不振，西北地区的国防压力减小，而东北方向的少数民族开始陆续崛起，特别是契丹不断侵扰唐朝，其进军方向大多自河北而来，河北一带的国防压力陡然增大，军事重心不得不东移。

洛阳位于中原地区，地理上有“控以三河，固以四塞”的说法。

它北枕黄河，隔河遥峙太行、王屋等山，北有邙山为屏，南有伊阙之险，再南遥峙熊耳、少室诸山；西控崤、函之险；东扼虎牢、黑石等关；中有伊、洛平原，适合制内御外，无论对西北还是对河北，都可以比较方便监控边境，从容出师，应对国防形势的变化。

综上所述，武则天选择以洛阳为都不是一时头脑发热，而是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地理和国防形势做出的明智之举，既适应了政治上改朝换代和摆脱关陇集团势力的需要，又顺应了经济重心东移和国防形势变化的历史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