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产生的一系列冲突和变故，都是围绕着《临时约法》而产生的

[临时约法] 从某种程度上说，民国初年产生的一系列冲突和变故，都是围绕着《临时约法》而产生的。

这一个《临时约法》，是特定背景下的产物：1911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回到国内，被十七省代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之时，曾就采用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展开过激烈争论。

孙中山根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步较晚，资产阶级势单力薄，以及农民、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国情，力主实行总统制，提出“三年军治，六年约法，然后进入宪政”的民主过渡期。

也就是说，在临时政府初期，要求总统的绝对权力和很大程度上的集权。

不过随后形势急转直下，北方立宪派和南方革命派谈判成功，按照约定，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位置要交给袁世凯。

一直把天下当作己任的革命党人，当然信不过袁世凯这个旧式官僚，革命党人便想把“美式的共和体制”转变为“法式的共和体制”，从政体上对总统的权力加以限制和削弱。

所谓法式共和体制，是一种“内阁制”，虽然内阁上面有总统，但内阁直接向议会负责，大总统政令须由内阁总理副署才有效，政治运转以内阁总理为枢纽。

换而言之，全权总统成了跛脚总统，得接受总理的分权和制衡。

1912年1月28日，中华民国最高立法机关参议院正式成立，公推福建议员林森为议长。

参议会制定了各项法律规章数十种，最重要一项，是抓紧制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取代《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这一项后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极大作用的《临时约法》，破天荒规定了一系列关于公民的权利，列举了“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等十项“自由权”，极具进步价值。

当然，《临时约法》最引人注目的是将临时政府最初的美式总统制模式，改为法式内阁制。

《临时约法》共七章五十六条，中心内容就是限制总统权力，虽赋予临时总统总揽政务、公布法律、制定官制官规、任免文武官员等大权，但同时规定，内阁总理直接向国会负责，总统不得独立行使职权，须由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副署（签名），且咨送参议院审议批复才行。

《临时约法》还对国会限制总统和内阁的权力进行了增大，在内阁制国家，总理由总统提名，国会通过，而内阁成员则由总理任命，本来无须经过国会，但《临时约法》下的中国内阁制，连总长的任命都要参议院同意，总理毫无自主权。

1912年3月11日，也就是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孙中山在南京仍以大总统的身份，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袁世凯宣布就职之后，革命党人针对袁世凯制定的《临时约法》就生效了。

《临时约法》限制了袁世凯的权力，不过由于限制太严，国民政府的运转出现了很大问题。

这种国会至上，以内阁架空总统的政治模式，让习惯于大权独揽的袁世凯感到左右掣肘。

在《临时约法》下，中国实际上已变成各省联邦，各省以完全自治的姿态出现，无意放弃已得到的特权，包括统率军队，截留税收，选任省级和省内地方官吏的权力等。

当然，这种局面也是革命后的现状，因为各省都是以独立的形式脱离清政府的。

各省在革命之后的自治，曾被认为最符合国家的利益。

《临时约法》的复杂背景，以及它的别有深意，使得民国之初的政治，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同心同德共渡难关的架构，更具有离心离德釜底抽薪的因素。

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成立之时，由于袁世凯对于现代议会政治重视不够，没有政党政治的操作经验，经过重组的国民党力量控制了国会，国民党籍议员共有三百八十多人，接近议员的半数；人数其次的是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

袁世凯力量在国会中势单力薄，每逢重大决策不占优势。

无论是1912年的《临时约法》，还是1913年的《天坛宪法草案》，赋予国会极大权力，可以行使“倒阁权”，政府却没有“解散权”。

在之后政府与国会的一系列冲突中，政府明显处于尴尬局面。

处于下风的袁世凯意识到制度设计于己不利。

于是，针对《临时约法》的干扰，袁世凯修改制订了一个《中华民国约法》，废弃了《临时约法》。

再后来，袁世凯想恢复君主立宪制遭到国会反对，一气之下，解散了国会。

这一举动，引起了国民党和其他一些党派的不满，也引发了一系列的事端，由此造成历史绝然不同的走向，至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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