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有这样一句话“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

民间有这样一句话“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

这是人们讥讽李鸿章和翁同稣的话语，李鸿章是合肥人，翁同稣是常熟人，古代很有名的大臣都用地名代替人名，所以这里用地名代指人名，“司农”是对户部尚书的称呼。

真是好笑他们两个斗了一辈子，死后还被人讥讽放在一起讨论，还真是有缘分。

李鸿章作为宰相，大清国运日渐衰退他自然有责任的，所以有这样的骂名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翁同和一生自认忠心，这样的骂名确实出乎意料的，难道真的是有什么事情让他遭此骂名，这里能够想起的就只有他因私怨延国事了。

可是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深的宿怨，能够让翁同稣忘记国家利益，而一心对付李鸿章呢？原来咸丰十年，李鸿章帮助曾国藩执笔上疏弹幼翁同稣的哥哥翁同书的折子，从而使翁同稣的父亲气死，哥哥流放，至此翁同稣与李鸿章之间便是父死兄徙之仇，这么大的仇恨翁怎么能不报呢？只是需要时机。

此后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主张的变科举、重西法、练海军、开铁道诸事，处处遭到主持户部的翁同條犁肘，“故李公困疆熊二十年，疑谤纷纷，终不获行其志”。

而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又是一个契机，当时身为军机大臣的翁同稣阻止朝廷给北洋水军的银子，致使款项不能下拨，其实先前买炮弹的时候也是一样，在甲午战争之前李鸿章打算购买德国制造的大开花弹，以供战舰上的大炮使用，最终也是因为翁同稣不给钱而泡汤。

翁同稣处处刁难北洋水师，就是为了整治李鸿章，可笑的是他自己却是主战派，应该是努力配合，希望战争的胜利，而现在这样是不是很矛盾呢？仔细分析其实一点都不矛盾，翁同稣主战并不是他知己知彼，对于这次战争有着必胜的把握，而是他身为国家重臣必须要维护国家利益，更必须要得到千古的赞扬，更何况那些所有抱着天朝上国理念的知识分子，主战就是本能的反应，他们对日本向来更是以“最尔小国”视之，根本不放在眼里。

况且这又是打击李鸿章的好时机，这样的契机他又怎么能放过，所以他主战，又恰好在战争中处处刁难。

这就可以在战争中看李鸿章的笑话，就像《蜡庐随笔》中记载了翁同稣的一句名言：“正好借此机会让他（李鸿章）到战场上试试，看他到底怎么样，将来就会有整顿他的余地了。

”其实就是借此整治李鸿章。

他利用职务之便，刁难李鸿章，这虽是简单个人恩怨的刁难，但他置国家利益不顾，导致了整个国家，整个时代的历史产生了恶劣的后果。

虽然他的陷害成功了，最终使李鸿章甲午战争大败，签下了耻辱的《马关条约》，戴上了卖国贼的帽子。

可是自己也从此背负了只顾私怨，以公谋私的罪名，这也是他人生的一个污点，也就是从这里开始，人们开始怀疑了他的人品，他的人生开始了下滑线。

但是历史一路走来有着自己的定义，我们不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所以我们无法看到真实的内心，后人是根据翁同稣和李鸿章之间的这段私人恩怨来推测他的用意的，但是也有人认为：翁同稣作为帝师，是名副其实的“帝党”，那么他就要一切利益以光绪为先，他虽然不赞成慈禧掌权，但是不管怎么样慈禧还是名义上皇帝的母亲，他是不会太过分的，怎么样也会给皇帝一些权力的，所以翁同稣最担心的是李鸿章，因为他办实业，多年打仗，手里有精兵，还有新式的海军，还可以调动铁甲舰，如若他要造反，这是何等的可怕呀！况且他更是西太后的宠臣，有着良好人际的关系，如若他要造反，那可是一呼百应的，那么到时候光绪的位置在哪里，连皇帝都没了，自己又和他素来是仇敌，自己又可以去哪里呢？他更知道，李鸿章的野心之大，李鸿章不像曾国藩那样自请撤湘军。

曾国藩不过就是不想因为功高震主而被害，所以最后有一个好的结局，而李鸿章则不然，不但不裁撤他的淮军，还大力兴办军工企业、大量购买洋枪、洋炮和铁甲舰船来装备他的军队，这样翁同稣怎么能放心，所以他借机克扣北洋军的银子，既可以削弱李鸿章的势力，又可以让慈禧失去一个帮手，还光绪实权，更可以报私怨，这么一举三得的事情，翁同條怎么会拒绝呢？所以翁同稣在那一瞬间忘记了国家的利益，只是看到了权力的争斗和自己的私怨，更没有把光绪的劝解放在心上。

因为光绪曾经对翁同條说：“关知道当年因李鸿章弹效令兄翁同书一事，你们结下宿怨。

但你们都是朝廷的股肽之臣，总要和衷共济才好，千万不可因私而废公。

”他是光绪的老师，一个老师又怎么会把学生的话放在心里呢？更何况他觉得这是对学生有利的事，但是不管翁同稣是出于什么目的，最终他都没有逃出这个怪圈，也因此给自己的人生留下了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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