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诗歌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哪些影响？

屈原的诗歌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文化传统，丰富多彩。战国时代所谓“百家争鸣”之“百”，固然是夸饰之词，但“百家”虽然没有，“九流十家”——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学界认为这“十家”中的儒、道、墨、法四家，对后世影响最大。换言之，在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传统中，自先秦绵延而来的各种色彩中，儒、道、墨、法的颜色最为醒目。笔者以为，同样生活于战国时代，却既非“四家”亦非“十家”中的任何一家的屈原，即使不论其对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诗歌的巨大贡献和影响，仅就其所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主人意识”而言，和任何一家相较，都不及毫不逊色，且其色彩亦是独特而靓丽的。

一、屈原的主人意识

唯物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也就是说，主人意识的有无取决于是否具有主人身份。但正如“尤金院士在其所著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中”所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方式，人们物质生活的条件，只是最后计算起来才决定社会意识。不能够认为：如果某个人底社会地位是资产者，那么他的思想一定应该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而如果某个人是无产者，那么他的思想一定应该是无产阶级的。”也就是说，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并不能简单地划等号：有时人物的身份和意识并非是一致的。比如中国封建社会的皇帝，就其身份而言，自然是天下之君、一国之主。事实上那些圣君、贤王，欲有所作为的雄主，也都具有强烈的主人意识：他们把天下看作自己的江山，把百姓看作自己的子民，时时以国家百姓为念，把治理好天下、为百姓造福作为自己应尽的理所当然的责任。但身为皇帝而没有主人意识者亦不鲜见：史载汉成帝便不把天下看作自己的，不承担治国理民之责，而是以私蓄田产奴婢财物为乐。明熹宗把做皇帝看作“副业”，当木匠看作正事，所以既不忧国也不患民，“当斫削得意之时，或有急切章疏奏请定夺，识字女官朗诵职衔姓名毕，玉音辄谕王体乾辈曰：‘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至于宋徽宗的不务正业，更是大家所熟知的，以致被史家评为：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

相反，虽无主人身份，却具有强烈主人意识者，亦大有人在，此一风气之开创者及典型代表便是屈原。他明知直言招祸，却不能忍而不言(“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离骚》);他既担心因时光飞驰，自己对国家不能有所作为(“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离骚》)，又担心楚王因循守旧，耽误楚国的前途(“不抚壮而弃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他明确地说：不是害怕给自己招来祸殃，而是怕楚国败亡(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离骚》)。他为楚人艰辛的生活叹息、流泪(“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离骚》);他说自己不是没想过离开这块让人伤心的土地另寻出路，但一看到受苦受难的楚国百姓，又马上镇定下来改变了一走了之的想法(“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 《抽思》)。他对唐尧、虞舜、大禹、商汤、周文、周武等光明正直、具有高度责任感、担当精神的“主人”衷心赞赏(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汤禹俨而袛敬兮，周论道而莫差。”《离骚》);对为国损驱的死难将士热情礼赞(“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国殇》)。他怒斥群小( “竞进贪婪”、“不厌求索”，“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离骚》);责怨君上(“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离骚》)，乃至谓“君无度而弗察”，而直以“壅君”称之(《惜往日》)。面对楚国“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凰在笯兮，鸡鹜翔舞。”(《怀沙》)的黑暗现实，他清楚地知道恋楚不去的严重后果，但却“当仁不让”：“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白宣告将以君子“为类”(《怀沙》)。笔者以为屈原忧国、忧民，斥小、责君的言行，对历史上那些圣君、贤王的歌颂，对为国捐躯将士的热情礼赞，皆出自其至情真性。其不计生死、“九死不悔”的行为，正是其主人意识的绝好体现，只有主人才会为自家的事、自己的子民而不计利害、拼死不辞。否则我们对屈原的言行，尤其是其死不去楚的行为，便很难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我们之所以说屈原没有主人身份，那是因为他虽然和楚王同姓，也不过“五百年前是一家”;从其热衷于炫耀自己高贵血统的心理看，其父、祖恐怕亦非显赫之辈，否则其不当不讲，史籍亦不当不载。即此来看，屈原的“三闾大夫”、“左徒”之职，当是凭本事挣来的，所以任命、罢免一决于楚王，而全非自己之意愿。也就是说，其既无世袭之官职，亦无先天法定的权力与财富，与一般士人实在没有什么不同。但，无主人身份却以主人自居，具有强烈的主人意识，却是屈原区别于一般士人的最为突出的特征。笔者以为，屈原以主人自居的、强烈主人意识的成因是多方面的，除与楚王同姓这一根本原因外，尚有以下主要的几点：一、源于周代贵族诗人的主人意识。二、源于楚人的民族传统。三、源于屈氏家族的家风。四、源于屈原自身的教养和经历。

二、屈原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独特贡献

在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传统中，“主人意识”是屈原所贡献的独有的色彩。所谓“主人意识”与时下所说主人翁精神较为相像：我是国家的主人，办好国家的事情是一个主人份内的事、应尽的职责，不管难易，不计安危，无理由可说，无价钱可讲。它是一种使命、一种责无旁贷的担当精神。

咋一看与孔、孟的成仁取义、当仁不让像是无别，实际上二者之间有着质的不同。因为主人意识的有无，虽然不取决于主人身份的有无，却必须以自认为主人为前提，他必须在思想上认为自己是主人，而不是别的什么。《诗经》中一些雅、颂诗的作者，都是周代的贵族，他们都有着强烈的主人意识，他们不仅把天下、国家看作周天子的、国君的，而且亦看作是自己的，天子也好、诸侯也好，只不过是他们掌管天下的代表。监督这些代表的言行，既是他们的权力，亦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他们在诗篇中无论是歌颂圣君、贤辅还是对昏君、佞臣加以指斥，都是其主人意识的体现，或者说是出之于其主人责任感、使命感的必然行为。屈原受这些贵族诗人影响甚大，他认为楚国不仅是楚王和楚王家的，也是他屈原的，把楚国的事情办好，是他们这些主人的责任。因此，看着楚王及其贵族们那些有损楚国利益的言行，他忍不住指斥、责怨;看到楚国的百姓受苦受难，他会情不自禁的叹息和流泪;对为国牺牲的将士，她会由衷的歌颂和礼赞。他之所以宁死也不去楚，那是因为橘逾淮则为枳，一旦离开楚国其身份便发生变化，他是楚国的主人，只有在楚国他才是主人，一个主人是无法舍弃自己家的一切，一走了之的。

孔子所创立的儒家不同，他们的角色定位是“帮忙者”，帮着主人——君上治理国家，至于那个“主人”他们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因此，杀身成仁也好，舍生取义也罢，都是有条件的。在孔子时代，尚可择主而事，因此值不值得帮忙，要看这个“主人”是否贤明，是否可以以道相辅，是否值得“杀身”、“舍生”。否则便可去而他仕，所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孔子去鲁而周游列国，就是这种“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的选择的结果。随着大一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和巩固，皇帝成了天下唯一的共主，所谓“择主而事”变成了美好的回忆，剩下的只是一个值不值得帮忙、这个忙帮还是不帮的问题了。为了所谓的“君臣大义”，“杀身灭家而犹为之者”，自然也有，他们甚至也真是以天下苍生为念，已经超越了孔子“不可则止”的帮忙原则，但这求仁得仁、求义得义的行为与根本未想什么“成仁”、“取义”，只是在主人意识驱使下，无条件的自然而然的做自己该做的事的行为，就起动机而言，还是有着质的区别的。至于那些不分黑白，不辨曲直，只知“为知己者”死的帮忙者，就更当别论了。何况更多的是认为这个忙没法帮的时候，便坚决不帮呢!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贡献，就某种意义而言，实不亚于儒家。它给我们提供了儒家之外的另一个观察事物的视角，它宏阔的眼光使我们心胸旷达;它超人的哲思，能使我们走出局囿，放下担子，活得轻松、活得洒脱。一个人不能不具备儒家的修养，亦不能不汲取道家的智慧。如果说老子无为无不为、“治大国若烹小鲜”还是为人君治理国家提供了另一种思路，柔弱胜刚强、不敢为天下先还是为人们提供的又一种立身处世态度的话，其与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舍我其谁”之不同已显而易见，同屈原之主人意识则更为不类。庄子：国家是你的国家，百姓是你的百姓，与我何干?我干吗要舍弃优哉游哉的生活，去替你治理、受你的管制和约束?这样的言行和表现，则是自视为局外人，其与“帮忙者”固然不同，与“主人”之别则不啻天壤了。

如所周知，墨家虽为先秦时期之显学，秦之后已渐致陵替、废絶，其影响实不能与儒、道、法同日而语。且“子墨子”之兼爱、非攻，非屈子之“主人意识”，由墨家“摩顶放踵而尤为”而来的后世之侠义精神与屈子之“主人意识”亦毕竟有别。

就统治者治国理民而言，儒、道、墨、法相较，价值者自是儒、法。汉宣帝不小心说出的一句话：“霸王道杂之”，是历朝历代统治者执政之不二法门。只不过有时侧重“道”，有时强调“法”。但纯粹的依道治国或依法治国几乎从来都未实行过。即此而言，儒、法实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不可替代的。事实上两家亦具有极为重要之渊源关系，尤其是在天下一统已是大势所趋，思想之整合、分化亦自然难免的战国后期。荀子不是一集大成者吗?但其思想的底色还是儒家，虽然有人认为他是黄老学派的代表人物。李斯出自荀门不说，法家之集大成者的韩飞亦是荀子之学生。孔、孟及其后世的许多信徒都是以帝王师自居的，《荀子》的绝大部分文字也都是教导统治者要如何如何做。李斯是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实际帮忙者，韩飞等法家人物的学说则是为“人主”提供的一套具体的治国方略，所以秦始皇看到韩非的文章才大加赞赏。即此而言，儒、法的主张虽然有别，但均是为“人主”治国理民出谋划策，就其身份及意识而言实无多大区别。其对中国文化传统之贡献不同于屈原之“主人意识”是毋庸赘言的。

三、民族危亡之际的屈子认同

在通常情况下，每当说到屈原，人们的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个头戴高冠、身穿奇服、才华横溢的诗人形象。接着，便会想到《离骚》、《天问》、《九歌》等一篇篇瑰丽不朽的诗作，我们会同情屈原的不幸遭遇，乃至为其恋楚不去而感到不解和惋惜。至于其眷恋楚国、热爱楚国人民、生死以之的深沉浓郁的情感，则很难有感同身受的理解。也就是说，屈原那种以主人自居的强烈的主人意识未必就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这是因为大一统封建中央政权的形成，确立了皇帝天下共主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他人都只不过是其子民、臣工、乃至奴仆，只有这个皇帝，才是国家的象征，才可以代表国家。因此，只要是一个稍具现实感的、神经正常的人都绝不会以主人自居——把自己想象成这个国家的主人。其最高理想也就是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做一个出将入相的高级帮忙者而已，至于以局外人自居的庄子之徒那就更不用说了。

但，在有些情况下，尤其是当国家、民族面临危亡的多事之秋，屈原那种以主人自居的、强烈的主人意识，就会激起人们的强烈的共鸣：人们不再是以诗人目屈原，而是把他看作为一个有志气、有担当的英雄、学习的榜样。如果说，在平素里封建社会读书人忠君与爱国是一致的，爱国而不忠君很难想象的话，那么，此时因时势激醒了其深潜的主人意识，他们便会自觉地把“忠君”与“爱国”区别开来，以主人的责任感、使命感独立地承担起拯国救民的责任。“当宋钦宗与金兵立城下之盟，下诏割让三镇时，大部分文武官员非但不执行皇帝的命令，反而杀掉皇帝钦差割地使”，以示对皇帝的抗议、对皇权的轻蔑。“在南宋末年的抗元战争中，……淳祐进士李庭芝，领导军民坚守扬州，不久临安失守，谢太后送来谕降诏书，他射杀使者，坚决拒绝谕降”，后南宋两宫随元军至瓜州，再次招降李庭芝，“曰：‘今吾与嗣君已臣伏，卿当为谁守之?’庭芝不答，命发弩射死使者一人，余皆退去”。如果说李庭芝以实际行动对“卿为谁守之”的回答，尚不够显豁的话，那么，当宋高宗、秦桧一伙准备出卖国家利益，与金和议(绍兴八年)时，御史方庭实：“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的愤激慷慨的陈词则无疑是对“为谁守之”的最好最明白的回答。李庭芝、方庭实为代表的民族精英，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所表现出来的独立担当的精神，正是对屈原为国为民置生死于度外的主人意识的认同与效法。由于国势衰微，军事不振，强敌虎视，边患不断的两宋时局，使得宋代士人的忧患意识特别强烈，他们对屈原的认同、对屈作的接纳，自觉而又普遍，以致于出现了汉代之后楚辞研究的又一个高峰。

清末民初也是中华民族濒临危亡的严峻时刻，起初，汉族知识分子还以帮忙者的心态看待鸦片战争给中国时局带来的巨大变化，认为拯国救民是清廷的事，因为国是他们的，民也是他们的。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当他们看到腐朽的清政府根本不可能肩负起这一重任时，才开始意识到，这个国家不是皇帝一个人的，也不仅是满清朝廷的，而是所有国人的，每个汉族知识分子也都有份，每个人都有救国拯民的责任。这既是民族意识的觉醒，也是对主人承担意识的激活。虽说“忠君爱国”——通过辅佐君主实现仁政而拯世救民，是孔子对士人的要求，然在这民族危亡的非常时刻，以君为代表的朝廷既已无法依恃，为国家负责、为民族负责，只服从国家、民族利益，而不屈从于任何个人意志的屈原式的以主人自任的担当意识就成了孙中山、章太炎这些民族精英有别于那些封建士人——帮忙者的最突出的特点。既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亦无不有屈原式的“舍我其谁”的主人意识、担当精神。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先是东北、华北，接着是华东、华中先后落入日寇的魔掌。于是在中国历史上再一次掀起了学习屈原、研究楚辞的高潮。汤炳正先生说：“抗战时期，我开始爱上了屈赋。这也许是由于中国的民族危机，促使我跟屈原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共鸣。”据周建忠先生研究，“如果没有抗日战争，没有日本侵略我们国家”，“无论闻一多还是郭沫若”，“都不会研究楚辞——他们原来都不是研究楚辞的”。郭沫若不仅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对屈子、屈作的研究，而且以实际行动效法屈原：“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别妇抛雏”，冒死从日本潜回祖国投身抗战，其诗句“金台寂寞思廉颇，故国苍茫走屈平”，正道出了他以屈原为榜样，把拯国救民看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的心声。

综上，在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屈原所贡献的“主人意识”靓丽而独特，其既不同于儒、道、墨、法，也不同于阴阳、纵横、小说、名、杂、农任何一家。尽管通常情况下，人们对屈原多以诗人目之，很难感同身受地理解其眷恋楚国、热爱楚国人民、九死不悔的行为，但每逢民族危亡的多事之秋，人们便自然而然的会想起屈原这个榜样，认同与效法其“主人意识”、担当精神，自觉独立、不等、不靠地承担起救国拯民的责任与使命。屈原所贡献之“主人意识”尽管与我们今天所说“主人翁精神”有别，但实是其留给中华民族的一份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

总之，屈原的诗歌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仅在文学领域有着深刻的影响，也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