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讽刺孙中山是“魏忠贤” 孙中山为什么定都南京？

孙中山总统府合影

孙中山曾自称为洪秀全第二，并认为洪氏为“反清英雄第一人”。至于“孙大炮”这个当时政治对手揶揄孙文的外号，在辛亥革命前已有，大炮是粤语“不切实际之人”的意思，暗讽孙文言辞夸大不实。

章太炎讽刺孙中山是“魏忠贤”

章太炎在学问上的高深，世人是公认的，但他的狂狷、傲世，尤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的弟子中有此特征者甚多。黄侃的倔强，钱玄同的雄辩，曹聚仁的独行，都含有某些章氏形影。鲁迅身上峻急的一面，和其师也有吻合的地方。或说，老师的气节，多少感染了弟子们。那是时代的风气：康梁多狂语，章氏喜厉言。邹容以身殉道，秋瑾血溅刑场。而诸人之中，章氏的形影，让鲁迅久久不忘，印象是抹不去的。鲁迅和章门弟子相遇时，偶谈章太炎，口气颇为尊重。当然其中少不了先生的逸事。学生中喜谈老师的学问者多，自然也免不了谈那些桀骜不驯的往事。比如怎样骂人，自称为疯子;怎样临危不惧，置生死于脑后;怎样衣食无序，孤行己意。曹聚仁和鲁迅谈天时，大概涉及于此。看二人的通信，可以证明此点。曹聚仁1934年在《章太炎先生》一文中说到了老师的“疯”，很有意味：

太炎先生有一个外号，叫做章疯子。清光绪末年，梁启超，麦孟华，奉康为教主，在上海宣传《公羊》义法，说是“不出十年，必有符命!”太炎先生嗤之以鼻，曰：“康有为什么东西!配做少正卯、吕惠卿吗!狂言呓语，不过李卓吾那一类货色!”康氏徒党，恨之刺骨!两湖总督张之洞慕先生之名，由钱恂介入幕府。时梁鼎芬为西湖书院山长，一日，询章先生：“听说康祖诒(有为)欲作皇帝，真的吗?”太炎先生说：“我只听说他想做教主，没听说想做皇帝，其实人有帝王思想，也是常事;只是想做教主，未免想入非非!”梁鼎芬为之大骇!民国二年，袁世凯诛戮党人，絷先生于北京龙泉寺，后移札于钱粮胡同，先生每与人书，必署“待死人章某”。前年，黎元洪死，先生挽之以联，下署“中华民国遗民章炳麟挽”;联云：“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倭寇岂能干正统。与五色国旗同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孙总理奉安之日，先生寄挽之联，更是骇人：“举国尽苏俄，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章疯子这外号，就这样更流传开，更证实了。

章太炎的影响力，在民国初已达到别的学人难以企及的程度。他的弟子有许多执掌北大教席，对现代语言文字学的普及，推力很大。到了1930年代，章氏以讲学为生，门徒甚众，学生每每以沾到老师之光为耀，遂变成了一种学术偶像。平心而言，章太炎的学问阔大而幽深，后来得其真谛者不多。鲁迅向来不喜欢以弟子自居自夸自誉，对学界蛀虫常常嗤之以鼻。他的赞赏章氏，有另样的眼光，就与周作人、钱玄同大大不同了。鲁迅以为，师徒之间不必以旧礼相处。师若荒谬，不妨叛之。所以看鲁夫子的言和行，倒仿佛真的得到了老师的某些遗风，比如傲世独立，依自不依他，等等。章门弟子中与老师最近者，反而愈远，精神相通的寥寥。鲁迅与章太炎后来的接触几乎中断，但细细打量他们的“孤”与“傲”、“独”与“狂”，却蕴含着现代史的诗意。思想者与自己周围的世界，并非相容的。

读民国文人的著作，你有时不禁发出笑声。在凄苦的生活里，文人学者每每以醉态笑看江湖，其状与魏晋风度何其相近，即使像周作人这样以平和态度写作的人，文风亦见刀影，隐含着戾气。周氏经常称引古人的一句话：“为人先须谨厚，文章且须放荡。”如果只看周氏温和的文章外表，不解其内在的隐含，那会误读这位人物的。他晚年万念俱灰，在背着“汉奸”的罪名的日子，苦译了路吉阿诺斯(现通译为琉善)的对话录，用意非同寻常。路吉阿诺斯是真正意义上的狂士。他骂名人，诋贵族，嘲笑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怀疑主义与雄辩气洋溢其间，后来德国的尼采，是沿着这条古希腊文明的道路前行的。周作人一生以雅士的面目诱世，内心却有“流氓气”，与古今中外的狂士为伍。王充、李贽、俞理初的高傲气，一直是他崇尚的，并说这三人是中国历史长夜的三盏明灯。即便是晚年潦倒，陷入苦海，内心依偎的，仍是路吉阿诺斯那种独往独来的辩士。此类遗风久被学林，而唯“五四”学人尤烈，遥望历史，今人是要深感惭愧的。

孙中山为什么定都南京?

开国定都，一向是中国历朝历代的传统。大凡开国定都总要考虑当地的地理形势和交通方便与否等因素。西汉定都长安，因为关中号称天下膏壤，地势险要，挟制东方郡县好象按着别人的脊背。东汉定都的洛阳虽然不如长安，这是因为长安经西汉末年兵燹，残破不堪。何况洛阳却也是有山有水的好风光，亦算有险可凭，况且历来就是古都。东晋的京都南京，号称石头城，虎踞龙盘，扼长江而挡北方，自然是风水宝地。北宋的京都汴梁虽地处中原，但无险可守，金兵南下，一举就把北宋灭亡了。明朝开国时定都南京，但是，后来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目的是为了对抗蒙古的兵马，不得不如此。

说起来，首都是一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中央政府的所在地。从中国的历史看，历朝历代关于都城的选择，多是人口密集、经济发达、位置适中、交通便捷，而且地势险要之地。统治者对都城的选择均十分慎重，主要是从有利于巩固统治和经济发展的角度去考虑。孙中山要创建中华民国自然也必然有定都何地的选择。但是，他开始选择的并不是南京。

据有关资料记载，早在1887 年，孙中山就对中国首都的选择有过缜密的考虑，他曾主张“一都四京”，一都即武汉，四京即西京重庆、东京江宁、南京广州、北京顺天。可见，孙中山关于首都的第一选择，应是武昌。1902 年，孙中山在与章太炎的一次谈话中强调说，“金陵犹不可宅。”意思就是说，南京不可做一个国家的首都。他认为，武昌扬灵于大江，东趋宝山，四日而极，足以转输矣……北望襄樊以镇抚河雄，铁道既布，而行理及于长城，其斥侯至穷朔者，金陵之绌，武昌之赢也。除此，他还曾说过，“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孙中山和章太炎首先考虑的定都武昌，其理由是关中、洛阳等地自然环境已经不如古代，而武昌扬灵于大江，东可控江浙，北望襄樊振抚河洛，靠着铁路交通，而北达长城，南理两粤，这是石头城的南京所达不到的。他们还认为当年太平天国洪秀全建都南京，偏安一隅难以制远，实为失策，也是灭亡的一大原因。由此不难看出，孙中山说来说去，最中意的首都是武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建立一个统一的临时政府已是迫在眉睫。由于武昌地处中原腹地，乃九省通衢，是辛亥革命诸次起义中第一个在省会城市取得成功的地方，况且又是孙中山的一贯主张，并得到章太炎的支持。因此，将首都设在武昌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多数省份都主张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首都设在武昌，只有贵州军政府提议设在广州。已独立的各省代表到武昌后，确定在临时政府成立前，由湖北军政府代行中央政府职权，很明显，这事实上是把中央政府定在了武昌。

11月7日，湖北都督府通电全国，呈请己脱离清王朝的省份派出全权代表赴武昌设立临时政府。然而，其时清朝大军屯兵江北，虎视江南，汉阳已经失守，武昌极度吃紧，湖北军事形势极为严峻。而当时革命党人的政治基础在东南沿海，江浙革命党人就主张将新国家的政治中心放在上海。为此，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联名致电沪军都督陈其美，提议在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总机关”。

但是，就在此时，传来了江浙联军于12 月2 日攻克东南重镇南京的消息。于是，各省代表精神为之一振，两日后在武昌立即开会作出决定，将临时政府设在南京，同时决定各省代表会议也迁至南京召开。看起来，南京就要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个首都。12月12日，各省代表会议在南京召开，筹组中华民国中央临时政府。在以同盟会委员为主的参议院“国都”问题时，又出现了南京与北京之争，主张建都北京的竟有有20人之多，而主张建都南京的只有8人。

12 月25 日孙中山从国外回来时，看到如此新形势，就放弃了将首都设在武昌的考虑，反而支持定都南京的主张。在参议院多数人投票反对定都南京之后，经孙中山、黄兴等人一再坚持和劝说，参议院复议时才确定在南京建都。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从此，南京成为中华民国政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样，在当时的中国，就出现了两个中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清王朝在北京的政治中心，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党人在南京的政治中心。

一个月后，清帝退位、孙中山辞职，首都问题再次成为南北方争论的焦点。孙中山不再坚持首都设在武昌，而坚定地支持首都设在南京的主张。其目的在于将袁世凯调出封建专制势力强大的老巢北京，在南京可以将其控制在革命力量的监督和掌握之下。1912 年2 月13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但附有三个条件。

原来，正当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之际，从天津小站训练新军起家的袁世凯己实际上控制了清王朝的军政大权。孙中山表示，只要袁世凯拥护共和，迫使清帝退位，结束南北对峙的局面，他自己愿意让出总统之位，请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向袁世凯提出的三个条件，其中两条与定都南京有关：一是临时政府定都于南京，二是新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这就是“临时政府设于南京，这是各省代表会所议定，不能更改”，并强调“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孙中山提出这些条件，其目的是把袁世凯置于南方革命派的监控之下，确保《临时约法》的实现。

老奸巨滑的袁世凯一眼就看穿了孙中山的意图，岂肯乖乖就范?同时，袁世凯的下属北方军人集团也不愿意把中国的政治中心南移到南京。这便是当年孙中山一再要求袁世凯南下就职，而袁世凯坚决推诿、拒绝的根本原因。袁世凯不仅不愿接受首都设在南京的决议，而且以种种卑劣的手段加以抵制。早在2 月11 日，袁世凯在致南京临时政府的电报中，就一再表示“不能南下”。2 月15 日，袁世凯即致电孙中山表示难以接受南下的要求，竟以“退归田园”这一以退为进的方法要挟。2 月21 日，临时政府派出蔡元培、汪精卫、魏宸组、宋教仁等为代表的迎袁南下就职专使团赴北京。此时，袁世凯虽然公开表示愿赴南京就职，但是，背后却以北京各处发生的所谓兵变和各界人士纷纷反对为由，拒绝南下就职。

1912年4月2日，参议院召开会议，软弱又不成熟的革命党人作出重大让步，决定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孙中山在南京建立政治中心的努力失败。北京政治中心的地位从1912年一直维持到1927年。表面上仍然是强权政治，但在袁世凯死后己分裂成了皖、直、奉三大北洋军阀派系割据的状态，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己名存实亡了。

1927年，国民党发动了推翻北方政权、扫除军阀割据并统一全国的北伐战争。在什么地方确立新的政治中心?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本想迁都武汉，以遏制国民党左派力量和共产党的影响。但是，北伐军饮马长江、驻军武汉后，武汉及周边地区“赤化”程度比广州有过之而无不及，整天“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和口号声不绝于耳，工农革命情绪高涨，湖南农民运动蜚声全国。所以，蒋介石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定把政治中心放在南京。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将自己的政权中心建在了南京。但以汪精卫等人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中华中央政府”仍存在于武汉，当时还口诛笔伐蒋介石“背叛孙中山，背叛革命”。不久，西山会议派又在上海成立了另一个“国民党中央党部”。此外，以北京为中心的军阀政权尚未灭亡，这样，当时的中国就出现了多个政治中心并存的局面。

但是，这种局面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1927年7月，汪精卫倒向蒋介石，“宁汉合流”，第一次国内革命宣告失败。这年9月，国民党各派势力达成妥协，“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成立。1928年2月2日，国民党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彻底结束了宁、汉、沪三个中央的局面。

1928年6月，蒋介石领导、发动的第二次北伐战争中，国民革命军直捣北京。后在蒋、冯、阎混战的“中原大战”的关健时刻，东北的张学良宣布“易帜”并支持蒋介石，他的军队进入关内，冯玉祥、阎锡山腹背受敌，只好罢兵臣服。至此，全国得到形式上的统一。为了淡化北京传统意义中的政治权力中心的地位，国民政府下令，将北京改称为“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