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对蒙古人的报复，女人是怎么处理的

许多人都认为改朝换代是权贵们的事，和老百姓没有太大关系，反正都是过自己的苦日子。但是，有些朝代的更替却严重影响到部分群体百姓的正常生活。

例如：元朝统治中国后，为便于管理竟将同为一国的子民划分成了四个等级，即：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汉人、四等南人。而且还在《元典章》中规定：蒙古人打死一个汉人，只需要杖刑，之后赔偿死者丧葬费用即可。而汉人和南人如果殴打蒙古人，则必须要处以死刑。

1368年，作为南人的代表人物朱元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由南向北统一的大明帝国，他又是如何“报复”蒙古人的，为何又将“报复”对象“宣泄”到蒙古的女子身上呢?

《明会典》卷141刑部十六《律令·婚姻》规定：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务要两相情愿，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其色目钦察自相婚姻，不在此限。

若以此条款而论，虽然说了蒙古女子只能嫁给汉人，否则“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但是款中又有个条件“务要两相情愿”。也就是说，如果男女双方不愿意，则蒙古人是可以自相嫁娶的。

因此，不难看出，该条款的政治导向性，大于实际操作性，毕竟在古代各民族间都不太提倡“跨族通婚”。

那么，明朝出台的这项条款究竟目的何在?

一是让曾经被元朝贬为三等、四等公民的汉人与南人心理平衡一点，便于收拢人心;

二是通过婚姻的强制性，尽快化解蒙古人与汉人之间的百年仇恨，以便更好地统治国家;

三是削弱蒙古族群势力，阻止蒙古族群壮大。

所以说，当时朱元璋对待蒙古女子的态度，只是统治国家的权益之计，而非“百年大计”。既不是“温水煮蛙”，为了慢慢消灭蒙古族群;也不是强制进行“民族融合”，为了同化蒙古人;更不是为了剥夺蒙古人的生存权。因为，有一个“务要两相情愿”的条件，这样的条款根本没有太大的操作空间，基本上多流于形式。

明宪宗穿的曳撒服

或许，有人会问：“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诏复衣冠如唐制，禁胡服、胡语、胡姓名”的说法又怎么解释?

表面看，朱元璋想通过“禁胡服、胡语、胡姓名” 对蒙古人进行文化同化，但是在真正的实施过程当中，效果并不明显。

因为，“禁胡服、胡语、胡姓名”主要针对的是入仕后的蒙古官员，而普通百姓则很难“禁”。但是，只会讲蒙古话、听蒙古话的百姓，又怎么能禁止其讲胡语呢?所以，此“禁胡服、胡语、胡姓名”，应该多指蒙古人在官方的衣冠言行要求，如同现代普及的“普通话”，则为官方语言，并不禁止同民族间的民族用语交流。如果，蒙古官员奏报表彰，依旧使用蒙古文和讲蒙古话，朝中怕没有多少人能听懂吧。同时，如果秦始皇不统一文字、度量衡等，国家如何进行统一管理。

同时，关于“禁胡服、胡语、胡姓名”的说法，只是谈迁《国榷》卷3中的记载。但是，《明史·纪》中只讲到了“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诏衣冠如唐制”，而对“禁胡服、胡语、胡姓名”的说法只字末提。

可是，据《明实录》卷51记载：洪武三年四月甲子，禁蒙古色目人更易姓名。蒙古色目人等，皆吾赤子，果有材能，一体擢用。

北京丰台区南苑苇子坑出土和曳撒服

又据《明会典》卷13《吏部十二》载：洪武三年，诏蒙古色目人入仕后或多更姓名，岁久子孙相传，昧其本源，如已更易者，听其改正。

如果，参考《明实录》和《明会典》的说法，朱元璋并不禁止胡姓名，还支持改了姓名的蒙古人自行将姓名改回原姓名。

另据李贽《续藏书》卷17《何乔新传》记载：洪武元年(1368年)到弘治四年(1491年)的123年间，京师多有胡服之事，所谓的“禁胡服”在民间根本没办法执行。例如：大明衣冠制度中的“曳撒”就是改良的元代胡服类型，腰线袄、交领，上下衣相连，大襟、长袖，腰间作无数的襞积，腰部以下在两边折有细裥，是士庶男子的一种便服。明朝后期，士大夫宴会交际时也多穿用，就连明宪宗都非常喜欢穿。

所以，谈迁《国榷》中记载的“禁胡服、胡语、胡姓名”说法的真实性是值得商榷的，而朱元璋对待蒙古女子的做法也只是融通的权宜之计，更与“不见血但却很残忍”不沾边，反而对蒙古人的政策非常的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