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光十色说民国

　　那个时代，有自律甚严的军阀，比如吴佩孚，也有浑身流气的军阀，比如张宗昌。有人办大学，办得有模有样，比如张学良、唐继尧；有人搞实业，比如张作霖、刘湘、刘文辉；有人搞农村建设，比如阎锡山。很正面，很值得说。但也有人滥发军用票，胡乱征税，田赋预征到了21世纪，强迫人民种鸦片，种的本土鸦片到处都是，进口的印度大土没人要了，彻底实现鸦片的国产化。连军阀里面，信仰都五光十色，有信仰社会主义的陈炯明，也有信基督的冯玉祥，还有信佛的唐生智和信道的刘湘。
　　知识界也是如此，有学问大的泰斗，也有混饭吃的南郭先生。好大学办得可以跟西方比肩，烂的“野鸡大学”也比比皆是。同样是海归，有名副其实的名牌学子，也有克莱登大学的高足。自由主义流行，保守主义也流行，连马克思主义一度都是学界的时髦。
　　至于风光无限的媒体，更是这样，有引领潮流的《大公报》、《申报》，也有专门登载明星绯闻的《晶报》。媒体人有志向高远，参与政治谋划的高人；也有专门泡胡同，寻找花边新闻的里手。张季鸾的社评，每每耸动天下，但《晶报》的流言飞语，也照样能害死阮玲玉。一般的上海老百姓，还就是喜欢后面的花边，不乐闻《大公报》的高论。
　　那个时代，演戏的喜欢谈政治，演半截戏，停下来发表演说，看客居然喝彩。政客喜欢唱戏，不会唱两口西皮二黄的，就不算那个时代的官人。兴致高的，还花了大钱学戏做票友。军人喜欢做文人，不穿军服，偏爱长袍马褂，跟文人诗酒唱和；文人喜欢谈兵，有机会就穿戎装，挂上指挥刀，马上照相留念。
　　大人物都迷信武力统一，无论是袁世凯、段祺瑞还是吴佩孚，甚至包括孙中山。在北边的要统一，在南边的也想统一。但小一点的人物却想分治，搞联邦，联省自治，比如陈炯明和赵恒惕。想统一的，统一不了；想分治的，也分治不成。所以，那年月最大的问题是，国家实际上是分裂的，大军阀控制数省，大声吆喝；小军阀控制一个县，也自己当家。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市场不统一，货币不统一，国家弱，政府穷，最穷的时候，连中央政府各部都发不出工资来，各个驻外使节，下旗回国――因为没有了经费。好不容易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却名列末等，只能派两个代表。自家的山东，被列强当成战利品争来争去，自己却说什么都不好使。更让人难堪的是战乱，上千个大小军阀，你打来，我打去，老百姓没有一个稳定的统治者。通商口岸还好，但是内地，则饱受战乱之苦。这样的国家，离仁人志士富国强兵的理想，实在太远。
　　要说好的，也有的说。资本家感觉做生意挺容易，除了战乱，没有什么人干涉他们。教授和学生感觉也好，但凡提得起来的大学，无论国立、私立还是教会大学，个个像样，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他们感觉校长不像话，立马就可以起哄驱逐。一做了教授，就是总统来了也可以不理不睬，课堂上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从不担心因为学术以外的原因被开了。报界的人士更是牛气，民国时期的牛记者，尽管在北洋末期被杀了两个，但那是真正牛气的时代，不管政要还是军阀，记者想骂就骂。骂了之后人家给钱，收了钱还骂。连国粹京剧，都是民国时期得到的光大，什么“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四大须生”，都是民国人弄出来的好事。
　　总的来说，民国，尤其是北洋时期的民国，是色彩斑斓的时代。人人都特立独行，有时独行得崇高，有时独行得猥琐。牛人被埋没不了，没人因为你牛而压制你，压也压不住。但凡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的人物，或多或少都能得到一份尊重，除非，你只有程咬金的三板斧，后劲没了。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自己施展的舞台，但施展的前提，是你有这个本钱。这是个连小偷、流氓都有个性的年代，大家各有各的道，没有绝活，就别想混好。那个时代，中国有国际知名的学者，王国维、陈寅恪和陈垣。有了文江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