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顾维钧回忆录》力求超然于政治的民国外交家

　　年8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华书局在京联合举办《顾维钧回忆录》再版发行座谈会。顾维钧先生的继女、美国通用公司副总裁杨雪兰特意从纽约赶来，表示感谢。三十年前，经邓颖超、廖承志亲笔批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委托天津编译中心翻译、中华书局出版《顾维钧回忆录》一书。由于当时翻译和出版条件所限，回忆录每翻译完一册，出版一册，至1994年，《顾维钧回忆录》才全部出齐。
　　“由于出版环境的变化，前后印数差别较大，能够成套买齐并非易事，因此，学界一直有重版的呼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著名民国史专家汪朝光表示。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位职业外交官”，顾维钧不仅亲历一战后的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二战时期的旧金山会议和联合国大会等，还洋洋洒洒写下约600万字的回忆录。在这套鸿篇巨制里，顾维钧以讲述者的身份，回忆了他自民国北京政府任职到20世纪60年代于海牙国际法庭退休的外交生涯。因其记录了长时段的历史、人物、事件，披露了不少鲜为外人所知的背景和内幕，所以被视为中国近现代历史，尤其是外交史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汪朝光认为，《顾维钧回忆录》的集中再版，“是件非常好的事，因为它不仅方便学界购置利用，也方便社会各界了解这段历史的发展过程，了解近代中国外交的艰辛和曲折。”
　　一部可靠的个人回忆录
　　1960年，时任海牙国际法庭大法官的顾维钧应母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参加该校的“口述历史计划”。
　　“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国民党中的大批要人纷纷移居美国，其中包括胡适之、李宗仁、孔祥熙、陈立夫等。于是，哥伦比亚大学便拟就了一个‘中国口述历史’的计划，并组建了一个研究室。”著名历史学者唐德刚在《<顾维钧回忆录>撰写秘史》一文中回忆道，“顾维钧先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时间很长，在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中，他都是一位很有资格的历史见证人。这便是哥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意欲访问他的主要原因。”
　　由于顾维钧每年在纽约的家中仅有三个多月的休假时间，唐德刚只好抽空在顾维钧回到纽约的时候采访他，当顾维钧假满返回海牙之后，采访工作就告暂停。1977年，在参考顾维钧多年日记、会议记录、信函文件、政论报告及训令、电报档案等原始材料的情况下，一份长达一万一千余页的英文原稿终于被整理完成，保存在哥伦比亚大学。
　　20世纪80年代，一批访美的中国学者与顾维钧共进晚餐，席间，听说他有一本英文稿的回忆录，便热切询问，能否拿回国翻译出版，91岁的顾维钧老人当场应允。因为在他看来，“今天的历史来源于昨天，这类资料不仅能为我们提供一面反映过去的镜子，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今世界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他希望这本回忆录能对研究那些动乱年代的外交史的中国学人有所补益。
　　“从史料的角度说，顾氏的回忆录，不仅依靠他个人的回忆，而且利用了他个人保存的大量外交文电综合撰写而成，这更凸显了其书的意义。人的回忆未必那么可靠，总是有些偏差的，所以，单纯的回忆录类的史料，学界在利用时是比较谨慎的。《顾维钧回忆录》在利用外交文电的基础上写成，就属于比较可靠的个人回忆。”汪朝光介绍道，“当然，书中也有不少顾氏个人对于外交策略的运用及其成果的回忆，而这些方面的情况，那些外交档案又未必能反映。所以，好的个人回忆录，能够综合运用档案文献而又有个人的独到体验。”
　　巴黎和会始末：弱国有外交
　　顾维钧晚年时，有人曾问过他，搞了一辈子外交，最得意之举是什么？他毫不迟疑地答道：巴黎和会。
　　1918年12月4日，年仅31岁的顾维钧，在众人的期盼下，登上了开赴巴黎的航船。在那里，他将作为战胜国中国的全权代表，出席巴黎和会――商谈对德国及其盟国停战的和平条件。在回忆录里，他这样描述了自己对此行的期望：“即将召开的和会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机会，中国可以借此谋求某种程度的公平待遇，并对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所遭到的惨痛后果加以改正。”这其中，主要包括收回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占有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