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人乱世见真情

　　关键词：民国文人 真情 气度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许多文人南迁至昆明、重庆、贵州等地，重庆一时成为文学中心，文人们在此度过了难忘的人生岁月，他们之间的互相扶持是一种困难时期难得的真情，大家的友爱和文人之间的精诚团结，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一、文人大迁移中的漂泊之情
　　由于时局的动荡不安，为了保持自由，许多文人放弃了北平、上海的生活，纷纷南下，寻找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和空间，而大后方的重庆、昆明等地就成为了文人新的栖居地，文人的大迁移，的确给重庆的文学带来了一次新的机遇。郭沫若、老舍、曹禺、茅盾、巴金被文学史认定为一流大师，他们齐聚重庆，林语堂、梁实秋、胡风、路翎、萧红、萧军、叶圣陶、阿垅以及一批年轻的七月派作家也来到重庆。据司马长风统计，抗战期间迁往重庆的知名作家达到130多人，他们在大迁移中情感发生巨大的变化，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漂泊之感和孤独感。
　　不少文人是举家大迁移，迁移过程苦不堪言，而更为残酷的事实是到重庆后，生活依然没有太大的安稳可言，许多文人开始过着艰苦的生活。冰心一家就开始自己种菜、喂猪，靠劳动贴补家用，但家庭的贫困和身体的疾病使得这对夫妻艰难度日。老舍也是贫病相加，老舍所言：“忙而疲，由疲而病；平价米的一些养分显然是不够支持这部原本不强健的躯体的。”[1]张恨水一家日子也不好过，老婆和孩子偷偷养猪给他带来意外惊喜。生活困难的文人比比皆是，他们失去了战前丰厚的经济来源，在精神的压力和生活的压迫下，过得举步维艰。承受的辛苦，使他们感到凄苦与悲凉，一种无奈的情绪使得他们更受煎熬，精神上的转变显而易见，如果说，战前可以靠稿酬和教书谋得好的生活，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而战后迁移之苦，流落异乡的窘迫着实对文人的影响很大，他们也曾在现实中挣扎、痛苦、不适，但他们面对困难的勇气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们千方百计维持自己的生存，同时，坚守自己的人生理想，可以说，此时的文人是最为团结的，他们把目光放得更为长远，他们对社会、民族的思考更为深刻，就连他们的日常生活也成为了文学史中宝贵的财富。
　　文人们改变生活处境的方式更是多种多样。一些文人戒掉烟、酒、茶，一些文人为生活所迫而卖掉藏书或艺术品，一些文人只求填饱肚子而长期与荤菜绝缘，一些文人开始自己种植一些蔬菜来缓解生活的压力。文人因战争一下子被抛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尝尽了人间的辛酸疾苦，这也是他们倍感痛苦的时期，他们走向大众，体验了民间的真正生活，自然就与民众融为一体，他们的思考方式也与战前有较大不同，文学创作更多悲凉的格调和崇高的追求的情怀。因特殊的战争环境，使得文人有种漂泊之感。
　　二、文人在重庆的相互扶持
　　生活的贫困困扰着文人，但在精神层面上，他们对理想的不放弃以及大家之间的相互帮助，确实成了佳话，给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些关系要好的文人，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他们为了节约成本，合资买房或租房，如梁实秋就与清华同窗吴景超、龚业雅夫妇合资购买了北碚主湾10号的一栋平房，作为居室，取名“雅舍”，并以“雅舍”为名，创作出充满生活气息又富有哲理的散文，体现了梁实秋的旷达与乐观；同时，其好友老舍、赵清阁、冰心等经常来访，这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在一起交流，弥补了生活困难的不足。
　　文人们在这种患难中惺惺相惜。老舍自己并不宽绰，却在抗战时期救济过田涛，这使得田涛感激不尽。因郭沫若及时赶到，救下洪深一家性命，洪深1941年2月5日举家服毒自尽，遗书写道：“一切都无办法，政治、事业、家庭、如此艰难，不如且归去。”[2]更重要的是文人在办刊中互相支持，积极参与创作与办刊，极获同仁的大力支持，使得他们度过了艰难的岁月，沈起予、谢冰莹、李兰、靳以、邹狄帆、姚奔、姚蓬子、王亚平、罗荪、茅盾、熊佛西、刘念渠、郭沫若、邵荃麟、葛琴、以群、洪深、吴祖光、马彦祥、焦菊隐、肖蔓若、臧云远、柳倩等纷纷参与办刊创作，他们主要是主编，编委会成员则是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为了把刊物办好，他们经常要一起讨论，明确刊物的办刊宗旨，他们经常参与创作，实现他们办刊的目的。他们出于友情支持朋友的工作，很多时候无偿为朋友的刊物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