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的故事：中国的戈培尔

在民国，不少革命者都改过名字，像戴笠属于工作需要，而戴季陶则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他原名良弼，即辅佐之才；再叫传贤，取意传承门第；留日时改为天仇，与清政府有不共戴天之仇；民国初在上海搞期货，更名季陶，表继承陶朱公之意。他是孙中山的大秘，与蒋介石有生死之交，长期主管国民党宣传工作，一生很有宿命色彩。纳粹喉舌戈培尔在失败时，夫妇与六个孩子一起服毒而死；1949年2月11日，戴季陶服用安眠药自杀，留下遗嘱说：官僚作风不变的话，一定死路一条！

　　1890年1月6日，戴季陶出生在四川广汉的一个医商之家，原名良弼，后改名传贤，字季陶。戴氏高祖从浙江吴兴来川经商，定居在广汉，除了家传的碗铺，父亲戴小轩兼做中医外科，育有二子。戴家人丁不旺，多从事教育和医学。戴季陶聪颖异常，15岁赴日本留学，后在日本的一所大学读法科，与蒋介石成为拜把兄弟。有一日本护士重松金子与他二人均“过从甚密”，生下一子算在了蒋的头上，由其侧室姚冶诚抚养，就是蒋纬国。

　　回国后，戴季陶受到江苏巡抚瑞澂的赏识，负责地方自治研究所的工作。后来瑞澂升为湖广总督，他不愿跟着做官，跑去上海任职于《上海日报》，后为《天铎报》主编。由于鼓吹反清，戴季陶遭到清政府通缉，只好远遁南洋槟榔屿，并加入了同盟会。那时孙中山在会里的助手很多，有王亮畴、陈兰荪、宋庆龄、马君武、徐季龙等，他们或数理，或法学，或政治学，均各有所长。由于雷铁厓与胡汉民赌气而拂袖而去，戴季陶成了孙中山的秘书，其实也就是幕僚。

　　戴季陶夫人钮有恒比他大四岁，戴喊她姐姐。夫人也是同盟会员，经常告诫他多言伤身，不让他长篇大论。有一次，胡汉民主持会议，见戴季陶说起来没完没了，便打趣道：“你姐姐来了！”戴季陶果然不再说了。男人惧内有两个原因：一是敬爱，二是有愧。敬爱没的说，别人顶撞戴季陶可能没事，但顶撞他夫人则不行。后来在南京汤山别墅，有一次，戴夫人让家中理发师去割草，那人说专业不对口而拒绝，老戴听说后，立马给辞退了。至于有愧，文人花心，戴季陶更不例外，在日本就老找艺伎厮混，要不也出不来蒋纬国那事啊，晚年还娶了后妻赵文淑。

　　民国初年，戴季陶担任《民权报》主笔，每天都写一篇很长的社论，措辞雄壮犀利，极为读者称道，由于用的是笔名天仇，后来结集发行了单行本《戴天仇文集》。1912年5月20日，他发表一篇《杀》，言道：“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杀四人而救全国之人，仁也；遂革命之初志，勇也；慰雄鬼在天之灵，义也；弭无穷之后患，智也。”

　　文章倒是酣畅淋漓，可袁世凯不干了，以“鼓吹杀人”的理由，把他逮捕入狱，一时闹得舆论汹汹。被吓唬了一下，戴季陶很快出来了，他以妻子探监时对他说的话自勉：“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这段话在民国极为著名，被新闻界奉为圭臬。监狱还真是个思考的好地方，戴季陶悟出了一个真理：百万锦绣文章，终不如一枝毛瑟。

　　出狱后，戴季陶跟随黄兴四处起义，武装对抗北洋军。其间，戴季陶还曾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很是摇旗呐喊了一阵子。李立三在一次党史报告中说：“中国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陈独秀、戴季陶……”那时他在上海的家就是最佳的会议室。1921年中共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戴季陶表示考虑了许久后，还是要忠于孙先生，所以不能成为共产党员。

　　随着南方革命形势的好转，孙中山还是用其所长，把戴季陶召到身边。有段时期，戴季陶想到美国去读书，先托蒋梦麟去问，孙说：“老了，还读什么书。”戴不死心，亲自去请求，孙中山拿出一枚银圆说：“这你拿去做学费吧。”戴问：“先生跟我开玩笑吧？”孙说：“不，你到虹口去看一次好莱坞电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