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遇刺案：震动民国的第一政治血案

据史学家陶菊隐描述，当时北京政坛有句俗语：袁世凯不惧“孙大炮”，唯怕宋渔夫也。

孙大炮，说的是孙中山;宋渔夫，指的就是宋教仁(宋教仁，号渔夫)。

孙中山或许是个理想主义者，北京会谈跟袁世凯信口开河说他要去修20万里的铁路。在具有丰富行政和建设经验的袁世凯看来，这种胡吹海夸很好对付，就委任孙中山为全国铁路督办，让他去忙活自己的事;但对于宋教仁这种“议会迷”，袁世凯就头大了。袁世凯曾私下对赵秉钧和杨度等人说：“我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害怕他们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用的位置上。”

对这种人，袁世凯只能采取拉拢的手段。袁世凯先是送给宋教仁一本支票簿，“好意”说要替国民党解决政治经费问题，但被宋教仁婉言退回。后来袁世凯又许诺宋教仁当内阁总理，宋教仁一笑置之。

对于软硬不吃的宋渔夫，袁世凯异常恼火。

当时的民国政坛处于“民主共和”的井喷期，只要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喜欢组个党，弄个议员出来，不然你就不好意思出门跟别人打招呼。据著名历史学家张玉法查证，当时一度有三百多个党派。

在众多党派里，除同盟会外，主要有共和、民主、统一三个较大的政党。宋教仁组织国民党后，声威大震。宋教仁得意地说：“自斯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

为了对付宋教仁，袁世凯把梁启超请回国。在这位老牌宪政专家的建议和主持下，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成进步党。但由于梁启超“保皇党”的影子还没有完全淡下去，不便公然担任政党领袖，就把“共和元勋”黎元洪请出来当理事长，党内事务实际掌握在梁启超和汤化龙手里。

按照《国会组织法》的规定，未来的正式国会分参议院和众议院。参议院共有274名，由各省选出一定数额的议员，六年一任，两年一选，每次选三分之一，以保持所谓新陈代谢;众议员按80万人口选举一名，三年一选，共596名。这种国会基本上借鉴了美国模式，参众两院共有议员800多人，因此媒体戏称为“八百罗汉”。

1913年1月，国会正式选举开始。尽管进步党方面有梁启超操盘，但宋教仁的实战能力似乎更胜一筹。2月，国民党在各个选区凯歌高奏，两院大选揭晓，国民党独得392席，而进步党只拿下了223席。国民党组阁已经稳操胜券。

当时的宋教仁不过三十岁，已经成为国会第一大党的党魁，其气势之高，一时无两。

宋教仁喋血上海车站

1913年年初，宋教仁从老家桃源动身，经长沙、武汉沿江东下，到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视察党务，当时，国民党在选战中接连获胜，凯歌频传。宋教仁在各地演讲中批评时局，抨击袁世凯和赵秉钧“自掘坟墓，自取灭亡”，并说出“我们再起来革命”的话。在南京的演讲言辞更加激烈，把袁说得一无是处。

当时有人提醒宋教仁，再这样公开抨击下去，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但宋教仁若无其事地笑笑：“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他一直沉浸在民国带来的虚幻共和民主氛围中，甚至还吟诗“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对未来组阁充满希望。

国民党赢得国会多数席位后，袁世凯立刻电邀宋教仁进京共商国是。

3月20日，宋教仁从上海车站出发，欲北上进京。当晚10时许，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人到月台为宋教仁送行。当宋教仁一只脚跨进车门时，突然一名穿黑呢绒军衣的男子拔出手枪。据现场目击者回忆，“突于宋君背后闪出一人，出手枪连发三出。第一出中宋君右肋，斜入腹部;第二出向黄克强身边掠过;第三出从吴君颂华胯下而过，幸未伤人”。凶手趁乱逃走。黄、于等人七手八脚将宋教仁送到附近医院。

在医院，主治医生发现子弹头有毒——这说明行刺者非置宋教仁于死地不可。宋教仁从昏迷中醒来，挣扎着说：“这次我北上的目的，是要竭力调和南北意见，以便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但我不能活下去了，你们快拿纸笔来代我写遗电。”

黄兴匆忙取来纸笔，记录下来宋教仁临终前要给袁世凯发的遗电：“北京袁大总统鉴：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