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五次北伐，威震魏国关中，魏国为何会先灭蜀国？

感谢友友的好问题。如果从史实出发，这里既有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三国之中，魏国先灭蜀国其实有其偶然性。不过，讨伐蜀国的战争一旦发动，蜀国的灭亡、魏国的得手却有其必然性。即便是偶然因素叠加，从中仍能感受到某种必然性。

从魏国角度而言，这里我们就着重分析魏国得手的偶然因素。

（凡事皆有两面性，分析时得辩证地来看。魏国灭蜀，开始有其偶然性，但结果却有其必然性。）

专修内政，西守东战：曹魏的国防战略

首先明确一点，三国当中地域最广、人口最众、兵吏最多的是曹魏，但在军事最保守的也是曹魏；地域最狭、人口最寡、兵吏最少的是蜀汉，但在军事最具攻击性的反而是蜀汉。当然，各有其缘由。从曹魏的角度而言，内部的稳定始终是首要命题。军事上长期处于防守状态，其防御要点在祁山、襄阳和合肥三地。

纵观曹魏的历史，在西线对蜀以祁山以支撑点，长期处于防守状态。曹丕执政的七年几乎是“西线无战事”。曹叡执政期间主要是抵挡诸葛亮规模大小不一的五次进犯。公元230年夏至冬季的仅有的一次的主动进攻，还因为天气原因，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顺带说一句，此次进攻以曹真为主力、司马懿掩护侧翼，曹真兵分两路，其中曹真本军走子午谷，可是走到一半就原路折返了，由此可见所谓的“子午谷奇谋”究竟有多少胜算。

真以八月发长安，从子午道南入。------。会大霖雨三十余日，或栈道断绝，诏真还军。

—《三国志卷九-魏书九-诸夏侯曹传第九》

曹魏政权进入晚期，除了抵抗来自姜维的持续进攻，公元244年曹爽来了一次军事冒险，却险些全军覆没，成就了王平兴势之战攻势防御的大名。

（三国鼎立，魏长时间呈现西守东攻的态势。）

对于曹魏政权，相比于东线的你来我往，西线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防守，可以概括为西守东战。

力排众议，偶然累积：司马昭的灭蜀战争

曹魏发动灭蜀战争的时候，已经是景元四年（公元263年），为期60年的三国已经进入后半段。当时曹魏的实权早已转移到了司马家族，彼时司马懿和司马师皆已不在人世。与其说魏国的，但不如说是司马昭的灭蜀战争。

关于这场战争的起因，无论是陈寿的《三国志》还是习凿齿的《汉晋春秋》都有记载，我们不妨一一回顾一下：

文王以蜀大将姜维屡扰边陲，料蜀国小民疲，资力单竭，欲大举图蜀。惟会亦以为蜀可取，豫共筹度地形，考论事势。景元三年冬，以会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四年秋，会统十余万众，分从斜谷、骆谷入。

—《三国志卷二十八-魏书二十八-王毋丘诸葛邓钟传第二十八》

可见，灭蜀之战从发动就意在完全解决即“图蜀”，而且是“大举”。在此决策上支持司马昭的只有钟会一人。可见，钟会是关键人。而且他是主帅，一发动就是十余万众，有志在必得之势。

初，夏侯霸降蜀，姜维问之曰：“司马懿既得彼政，当复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营立家门，未遑外事。有钟士季者，其人虽少，终为吴、蜀之忧，然非非常之人亦不能用也。”后十五年，而会果灭蜀。

—《汉晋春秋-后主炎兴元年（魏曹奂景元四年，吴孙休永安六年）》

这里也提到关键人物钟会。

（钟会的形象。他是三国晚期最耀眼的将星之一，只是他想要的太多了。）

可见，司马昭灭蜀的第一个偶然性就是关键人物钟会。

可问题是在钟会伐蜀的过程中，遇到了麻烦，甚至萌生了退兵的想法。

军悉属会，进攻剑阁，不克，引退，蜀军保险拒守。

司马昭灭蜀之战委派了三个将领，除了钟会以外：

四年秋，乃下诏使邓艾、诸葛绪各统诸军三万馀人，艾趣甘松、沓中连缀维，绪趣武街、桥头绝维归路。会统十馀万众，分从斜谷、骆谷入。

—《三国志卷二十八-魏书二十八-王毋丘诸葛邓钟传第二十八》

不仅如此，根据其他文献，无论是钟会还是邓艾都遇到了同样困扰诸葛亮和姜维的难题：粮草不继。

方邓艾以万人入江由之危险，钟会以二十万众留剑阁而不得进，三军之士已饥，艾虽战胜克将，使刘禅数日不降，则二将之军难以反矣。故功业如此之难也。

—袁准《又诸葛公论》

看来之前司马昭商议伐蜀时众人的不支持，还真是有原因的。此时钟会受阻退兵，诸葛绪被钟会槛送京师。如果另一路邓艾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恐怕，蜀汉政权还会延寿的。可是，邓艾偏偏是第二个偶然因素。

（邓艾偷渡阴平的场景。“既生会，何生艾”，恐怕是钟会的心声。毕竟，本来一个承担牵制任务的却打成了主角，这能容忍？）

冬十月，艾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属高谷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匮，频於危殆。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先登至江由，蜀守将马邈降。蜀卫将军诸葛瞻自涪还绵竹，列陈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马师纂等出其左。忠、纂战不利，并退还，曰：“贼未可击。”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举，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等，将斩之。忠、纂驰还更战，大破之，斩瞻及尚书张遵等首，进军到雒。刘禅遣使奉皇帝玺绶，为笺诣艾请降。

本来只是起牵制作用的邓艾偏师，却成了灭亡蜀汉的一锤定音的力量。邓艾的主动性、坚韧度和一往无前的气势，在任何时代都是非常奇缺的。

即便如此，邓艾打到成都城下之时，他面对的并不是一座空城。同时，后主刘禅无论是向东投吴，还是向南迁都，都还有回旋余地。可是偏偏此时不见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让刘禅去亲近的“贞良死节之臣”，却是谯周的用心良苦。

（谯周的形象。为什么他劝主降敌成了习惯？只因为他是益州本土势力的代言人。）

后主使臣群会议，计无所出。或以为蜀之与吴，本为和国，宜可奔吴；或以为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以自守，宜可奔南。惟周以为：“自古以来，无寄他国为天子者也，今若入吴，固当臣服。且政理不殊，则大能吞小，此数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则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明矣。等为小称臣，孰与为大？再辱之耻，何与一辱? 且若欲奔南则当早为之计然后可果今大敌以近祸败将及群小之心无一可保恐发足之日其变不测/何至南之有乎！群臣或难周 曰：“今艾以不远，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东吴未宾，事势不得不受之， 受之后，不得不礼。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 众人无以易周之理。

后主犹疑于入南，周上疏曰：“或说陛下以北兵深入，有欲适南之计，臣愚以为不 安。何者?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势逼之，穷乃 幸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此患国之人也。今以穷迫，欲往依恃，恐 必复反叛，一也；北兵之来，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势衰，及时赴追，二也； 若至南方，外当拒敌，内供服御，费用张广，他无所取，耗损诸夷必甚，甚必速叛，三 也；昔王郎以邯郸僭号，时世祖在信都，畏逼于郎，欲弃还关中。邳肜谏曰：‘明公西 还，则邯郸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亡叛可必也。’世祖从之，遂破 邯郸。今北兵至，陛下南行，诚恐邳肜之言复信于今，四也。愿陛下早为之图，可获爵 土；若遂适南，势穷乃服，其祸必深。《易》曰：‘亢之为言，知得而不知丧，知存而 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言圣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尧，舜 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虽不肖，祸尚未萌，而迎绶于人，况祸以至乎!故 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缚衔璧而归武王，岂所乐哉，不得已也。”

—《三国志卷四十二-蜀书十二-杜周杜许孟来尹李谯郤传第十二》

之所以大段引用，只想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谯周为了使刘禅投降费劲了心机，投入了大量精力。呜呼哀哉！中国自古以来卖主（祖）求荣者有之、临阵脱逃者有之、出卖祖宗者有之，可向谯周这般费劲心机“劝主降敌”者着实不多见！

其实，对于是否要降魏，刘禅是有犹豫的，开始倾向于南迁。如果此时，诸葛亮笔下的“贞良死节之臣”站出来，局面很可能不一样。邓艾在成都城下和城外，谯周在成都城内和宫廷之上，两股力量推动了刘禅开城投降。这是一个偶然因素。

（用此图收尾甚合适，对不对？）

总结司马昭的灭蜀之战，我们会发现：

第一个偶然因素在于有智谋、有雄心的钟会。没有他，灭蜀之战只会胎死司马昭的腹中。

第二个偶然因素在于主动性、善于捕捉战机的邓艾。没有他，灭蜀之战只会半路收兵，甚至会成为“烂尾工程”。

第三个偶然因素在于谯周的苦苦劝降。没有他，或者说有“贞良死节之臣”挺身而出，邓艾只会昙花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