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

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原因是他认为这种变法会对社会和人民造成负面影响。具体来说，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大文豪苏轼一生交友非常广泛，粗略估计朋友圈有近上千好友。他自己也曾骄傲地说:“上到玉皇大帝，小到田园乞丐，所见天下无一不好人。”

但其实纵观苏轼的朋友圈好友，我们会发现:真正的朋友，三观相同永远是最主要的。

这从他相爱相杀的好友章惇就能所见端倪。

公元1057年，苏轼和章惇同年参加科举，章惇比苏轼大两岁，但两人都非凡人，同时一举高中。

不过当章惇得知自己的侄子名次在他之前时，自尊心让他逼得自己重新参加科考。两年后，又一次高中，并得了个甲等，这才喜气洋洋地去做官了。

这时的他们恰同学少年，意气风飞，相谈甚欢，惺惺相惜，成为挚友。一向耿直的苏轼在写给章惇的信中说道:“你奇伟绝世，日后必能功成名就。”

苏轼一辈子耿直爽快，并不会阿谀奉承，他的赞美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而章惇自然能够感受到。因此，两人能够成为至交好友。

根据宋人笔记记载:有一天章惇坦腹而卧，看到苏轼来了，便摸着自己的肚子问他:“你知道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吗?”

苏轼道:“都是些谋反的家事。”章惇听完不觉大笑起来。连谋反的大事都能用来互相调侃，由此可见，两人的友谊非同一般。

而很多年后，苏轼也同样地问了自己的爱妾王朝云同一个问题。可见友情渗透生活的点点滴滴。

但随着两人在官场上时间的增加，他们政治上的分歧也就越来越大。章惇是王安石的铁杆粉丝，而苏轼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身为同僚，他们友谊的小船面临考验。

当乌台诗案发生后，昔日的朋友们见了苏轼能躲就躲，避之不及。而章惇却不畏外界闲言碎语，还写信给苏轼，帮助他走出困境。

当宰相王珪拿出苏轼诗中的“蛰龙”二字搞事情时，章惇还为此据理力争，并且还指责王珪：“你想让人家整个家族都被灭吗?”

王珪不服气道：“我不过是转述了别人的话而已，并没有添油加醋。”

章惇不屑地讥讽道：“别人的唾沫你也吃?”

章惇的仗义执言让苏轼大为感动，他在不断流放的日子里感受到了世态炎凉，人心难测。章惇的厚道给了他莫大的勇气。

但随着新旧两党轮番得势，两人差异的政治立场备受考验，互相交恶。

直到1095年章惇拜相，两人的矛盾达到了顶峰。位高权重的章惇本可以修复两个人的关系，但他却对苏轼变本加厉，将他一贬再贬，一直贬到天涯海角的海南。

想想年过花甲的苏轼，这无疑于要置他于死地。此时的章惇在苏轼心中就是那种为功名插朋友两刀的小人。

不久，宋徽宗上位，章惇的好日子到头了，职业生涯一落千丈。他也被贬到了千里之外的海南雷州。

苏轼此时正在雷州，得知后却让章惇的儿子转告其父:“之前的纠葛不是他们两人的错，是政治无限度介入了他们的友谊，是命运捉弄而已!”

其实，任何人和事物能够介入友谊，不过是三观不合而已。

当初两人惺惺相惜时，他们可以互诉衷肠，因为他们人生的目标和见解一致，都想成为万世楷模。

但当两人走上政治舞台，因为意见不合，三观截然不同，无法沟通交流，就不可能再交心。

三观一致是朋友和爱人感情和睦的基础。

总的来说，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涉及到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他认为这种变法会对社会和人民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坚决反对。他在反对王安石变法方面发表了多篇著名文章，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