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降军到杂牌再到嫡系主力：“虎贲”第57师的番号由来和抗日历程_余程万

国民革命军第57师组建于1930年9月，彼时已经投靠北伐军的安徽军阀陈调元，奉命以投降的孙传芳“五省联军”和张宗昌“直鲁联军”的各一部整合成师，辖两旅另一团，属于杂牌中的杂牌，战斗力也是稀松。次年施中诚率领的安徽警备旅（原山东警备旅）调入建制改称169旅，该师的整体面貌才稍有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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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调元失势靠边站以后，第57师师长阮肇昌靠上了黄埔嫡系大员陈诚，不仅保住了部队番号，还于1935年被选为第一批“调整师”（所谓的德械师），并且是首批10个师里面唯一的杂牌，这可是非常了不得的一次“走后门” ，所以第57师的装备从那时起是全国一流的。想来时任陆军整理处长的陈诚在其间起了很大的作用，顺便也是为了显示“嫡系杂系一视同仁”。

抗日军兴，第57师奉调参加淞沪会战，期间第169旅旅长施中诚擢升师长，这个保定军校毕业生出身于张宗昌的军阀部队，在黄埔系军界内部也没什么靠山，所凭借的就是带兵兢兢业业和作战死打硬拼，在1938年的武汉会战中也表现不俗。装备精良并且服从指挥，这样的部队肯定是各方都喜欢的，遂于1939年初被转隶给第74军，成为该军的第三个主力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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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9年的冬季攻势中，施中诚率部作战卖力，屡挫日寇，让军长王耀武很是欣赏，但是第74军毕竟是黄埔嫡系，各师主官肯定要换成黄埔生，加之施中诚的军界资历又实远在王耀武之上，权衡再三，老王保举施中诚升任第100军副军长离开了74军。于是1940年初，黄埔一期余程万接掌该师，成为第57师第四任师长。

余程万属于被耽误的选手，黄埔毕业后没有选择下到野战部队，而是先后在海军和军工系统做政工干部，大大影响了职务升迁。1934年正式下到部队才当了个杂牌军团长，而这时候他的一期同学基本都是师长或者旅长了，所以一直到1940年才混上了主力师长，而他的顶头上司王耀武不过是个三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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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军此时被称为“三五部队”：下辖第51、第57和第58师，1941年初被确定为军事委员会直属的“攻击军”，驻江西高安一带整训，然而训练刚刚进行一周，苏械还没有来得及换装，就赶上了日寇驻南昌第34师团、第33师团等部奔袭上高。因为上高当时是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的指挥部所在地，是与南昌日军相对峙的赣北重镇。为贯彻“后退决战”的战役方针，罗卓英请调第74军作为会战主力，死守上高城。

在抗日最精彩一战的上高会战中，由于军属第51师奉命增援战场南线，实际负责守城的只剩下第58师和余程万的第57师。面对整整一个师团鬼子的疯狂进攻，第57师防守不动如山，硬是将日军大贺茂中将之第34师团顶在了上高城外三天三夜，而随着南北两路日军的溃败，第19集团军完成了对中路日军第34师团的战术合围，中国军队发起总攻后，大贺茂仓皇突围率残部狼狈逃回南昌，折损不下10000余人，是为“上高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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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第57师被授予了“虎贲”的荣誉番号，要说这个名词可是很有历史了，它源于西周时间精锐武士的称号，《孟子》中有“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一说，确实是对精锐部队最好的赞美。不过要注意别走进一个误区，“虎贲”只是第57师的荣誉番号，而非整个第74军，余程万对此也是欣喜异常，不久全师官兵通通佩戴“虎贲”臂章。

第57师不负这个古老的精锐番号，两年后的常德保卫战中，余程万率全师8529名儿郎对阵30000多日寇，苦战两周歼寇如麻，会战结束时全师已不足400人（跟随余程万成功突围的83人，城内废墟里尚余300多人），用几近全师覆灭的代价，打出了虎贲的气势和第74军的威名，让日本人闻之胆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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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民国著名作家张恨水根据57师在常德保卫战中的事迹，出版了《虎贲万岁》一书，从而让第57师名扬天下，余程万特地派人送来一笔相当丰厚的润笔，但是张恨水拒收。抗战胜利后第74军驻防南京，余程万终于成功送给张恨水一件礼物：一把缴获的日本战刀。

因为这部书曾給余程万带来一份意外的惊喜，那就是一位苏州美女因书而仰慕，成为了余程万的第二任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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