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幸还是不幸？

在邵飘萍殉难八十年后，一部砖头般的大书《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散木著，南方日报出版社二〇〇六年九月版）悄然问世，大概是对这位生于乱世、死于乱世的一代报人最好的纪念。八十年的时光不算短，几代人的时间过去了，人们仍记得邵飘萍惨遭杀戮的那个日子，记得他从容赴死的一幕，当然更忘不了他在报业史上四射的光华。同时代的报人胡政之在他遇难第五天曾写下一篇《哀飘萍》，对这位文采斐然、才气焕发、具有采访天才的新闻同业充满悲伤，认为这是民国以来新闻界空前的惨事。那一年，邵飘萍只有四十岁，正处在新闻事业的巅峰状态，他手创的《京报》巍然屹立，已是北方舆论的重镇，受到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各界读者的喜爱，当然也受到强势集团的侧目。转眼八十年过去了，当我们再次回望新闻史上永远伤痛的天桥时，仍然会有强烈的在场感，仿佛邵飘萍一直没有离开，一直在我们的身边，邵飘萍赴义的那个清晨仿佛与我们近在咫尺。对他而言，这是幸还是不幸？

　　邵飘萍不幸生在一个动荡的乱世，军阀混战，政局诡谲，有枪便是王，新生的共和国徒有国会、总统、宪法，却不能保障真正的民主，在枪杆子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自从辛亥革命那年开始新闻生涯，十五年间，他曾一次又一次地遇险，下狱、流亡、封报、流言的诽谤、权势的恫吓……这一切他都曾一一饱尝。

　　从杭州《汉民日报》到《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再到独立创办《京报》，他一路走来并不是一帆风顺，路上并不是铺满了玫瑰花，而是有荆棘、有坎坷，年轻的邵飘萍正是在不平坦中显示出了活力。他是新闻的全才，对采访更是有无与伦比的天才，这一点只有黄远生可以和他相提并论，连报业巨人胡政之、张季鸾都自叹不如。他的评论也往往是一针见血，锋利无比，他之所以为有权势者所嫉恨，就是因为他那支不饶人的笔。他始终热切地关怀社会，站在一个报人的角色推动社会进步，对当时的丑恶现象，对形形色色的军阀、政客、无耻议员都进行了毫无顾忌的批评、嘲讽和鞭挞；他不太喜欢用曲笔，他的针砭往往是直截了当的，这是新闻这种文体本身决定的。难怪手握枪杆子的军阀对他恨之入骨，非杀之而后快。

　　他的声音穿透了时代的黑幕，借助当时最有影响的那些报纸将时代公诸阳光之下。他的通讯、时评因此成为一个可憎时代的有力见证，他本人因此屡遭迫害。先是民国初年，他在杭州，因为直言不讳而得罪当地的权贵，他曾站在被告席上；又因批评袁世凯而被捕，他在狱中过了九个多月，获释后只能东渡日本避祸，时在一九一三年。一九一九年“五四”浪潮过后不久，因为公开批评当权的“安福系”，他遭到通缉，创办不足一年的《京报》第一次被查封，被迫再次亡命日本（一年后因政局变化才得以复刊）。等到“三一八”惨案后，奉系张作霖兵临北京城下，他面临的是难以回避的血光之灾，几路军阀已合谋将他——这个手无寸铁的一介书生送上刑场。他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但他并不后悔，他就义时是面含笑容的。这一天的来临对他也许并不突然，在此之前，他拒绝过张作霖的三十万元支票；更早的时候，他还拒绝过袁世凯十万大洋的收买。他的夫人祝文秀回忆，当时曾劝他不要在《京报》过多地得罪张作霖的势力，以免遭到不测。他坦然回答：“张作霖的那些倒行逆施，我不讲，没人敢谈；就是枪毙我，我也要讲！”

　　不久前，具有世界影响的女记者法拉奇去世，国内许多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个消息，有些新闻从业者不约而同地谈到法拉奇之所以受到尊敬，关键在于她作为记者的独立性，这是值得中国同业学习的。其实，这种独立性在我们本国的新闻传统中照样存在，黄远生、邵飘萍等人的采访报道就是有力的证明，他们留下的文字几乎可以当作信史来看。追根究底，就在于他们坚持了新闻的独立性，而没有依附于当时的不同势力和利益。他们的不幸下场都是因为不愿向强权屈服，都是因为忠实地守护了新闻记者、报人的独立选择。在新闻自由还没有制度性保障的年头，他们的选择注定了他们的命运，这不仅是他们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