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_《北洋军阀秘史》

　　曾有人说，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这要是以此类推到民国史上的话，便会产生一个极为奇特的现象：尽管作为历史的“民国”刚刚过去，但国人对这段时期的印象却一片混沌，浑然不知所以。

　　历史是越久远越清晰，还是越临近越清晰？这个争论已经持续了多年，至今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无法定论也不必定论。刘勰早在《文心雕龙·史传》中就曾说过：“记编同时，时同多诡，虽定哀微辞，而世情利害”，其意思是时代越近，所记叙的史料往往就越容易受到人情世故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其客观性和公正性。

　　不可否认的是，越是近代的历史，就越容易受到各种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等因素的干扰，以至于历史的事实真相会因为各种利益的取舍而任意割裂组合，非有心人不能走出这些精心编排的历史怪圈。譬如北洋时期的历史，在国民党夺取政权后，国民党人出于正统性的需要，他们根本就未曾想要以客观公正的立场去编一部“北洋信史”。相反，只要是与国民党人对立的、唱反调的，他们便要拼命丑化涂黑，乃至一味的妖魔化。

　　由此，民众对北洋时期的历史印象便是一部充满臭味的军阀秽史，而这又被后来的历史书写者所暧昧不明地加以承袭。由此，一部充斥了“军阀混战”、“政治反动”，“经济掠夺”、“保守落后”、“黎民流离失所”的民国史，便成了一部全程妖魔化的历史，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毫无疑问，民国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波澜壮阔、人才辈出的时期，也是严重的内忧外患及其各种力量相角逐的重要时期。就民国的通俗史作品而言，目前有蔡东藩的《民国演义》、丁中江的《北洋军阀史话》、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刘凤舞的《民国春秋》等相关作品，但前三部只写到北洋军阀时期，而后一部则过于突出党史，因而一部真正中立、客观、公正的民国通俗史仍需待以时日，需要更多写史之人的继续努力。

　　民国史之所以难写，除了意识形态等方面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民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党派等情况错综复杂，非专业人士精心研究后很难厘清，一般的读者则既不可能也无时间和精力去占有并理解这些浩如烟海的各种档案资料，即便是一般的学术历史作品，也不是一般的读者所能阅读领会的，而通俗历史的出现，满足的恰好是这一部分读者的需求。

　　如何从这些复杂的诸多事件中勾勒出这段时期的基本脉络并结合一种适合现代人阅读的写法，这是目前民国通俗史写作的一大问题。客观上说，通俗历史不仅仅是学术历史的一种简化和普及，而应是建立在广泛阅读及细致的辩驳之后的一种基本认同。换句话说，通俗历史并不因为其简化与通俗而失去客观性，这也是通俗历史与历史小说的本质区别。

　　从写作手法来看，历史小说只要符合历史大事件的基本框架，中间的内容细节可以假设、臆想甚至编造，因为其指导原则在于小说的创作精神，过于依附历史往往会束缚其文学性。但通俗历史则不然，既然它要区别与学术历史的繁琐考证与追求绝对之客观，就必须在不损害客观性的前提下，体现其通俗性和可读性，不然就难以有生存的空间。

　　读者需要一部怎么样的民国通俗史，这是笔者在写作过程中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如果用两句话来归纳本书特点的话，那就是“用一种非贬斥的眼光看待一段并不遥远的沧桑历史，用一种非敌意的口吻讲述一个新生共和国的成长历程”，读此书，如民国就在身边。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其实一直生活在历史当中。换句话说，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问题，其实都与前100年中的各种事件、观念、暴力、结构、制度息息相关的，而我们目前的幸福、痛苦、欢快与烦恼，都是来自与前人创造的不可逆转的结果，如果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未来，就必须要知道问题是从哪里来的、又将往何处去，这也是人们呼唤客观公正历史的原因所在。

　　民国的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脑海中正确或者错谬的观念也往往取决于历史书写的立场和态度。好在这几十年前的历史尚未凝固，读者在读完本系列后，也许最终会恍然大悟：哦，民国原来是这样！这就是笔者最大的欣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