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长江后浪推前浪_《北洋军阀秘史》

　　话说在讨伐张勋复辟的过程中，段祺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实，当时段祺瑞的身边并没有一兵一卒，他当时主要借重李长泰的第8师、冯玉祥及其曹锟的部队，这才讨逆成功……用流行的说法，这简直就是“空手套白狼”。完全凭借着个人的威望“咸鱼翻身”，这不能不说是有运气的成分在内了。

　　按理，段祺瑞曾在清末编练新军的时候先后担任过北洋三个镇的统制，在小站练兵的时候又担任过几个军事学堂的督办，怎么说也该有自己的子弟兵，但在袁世凯民国当政后，段祺瑞虽然被任命为陆军总长，但却与部队脱离了直接关系，这时间久了，指挥不动，也是在所难免。

　　由此可以这么说，段祺瑞终其一生，应该算是一个军人，而非军阀，因为他没有自己的军队，也就不能借此拥兵自重，而这两点恰好是军阀的主要特征。不过，段祺瑞原本是具有这个条件的，可惜运气不佳，没有做好。

　　这又从何说起呢？

　　说到这事，还得从对德宣战这事说起。翻开世界地图我们知道，中国和德国相距甚远，山东的德国军队也被日本军队给干掉了，加上1917年后德国已经显露颓势，此时宣战本该是稳赚不赔的好事。但是，偏偏应了中国那句古话叫“好事多磨”，1917年11月7日，本与中国同一集团的俄国突然发生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打了，退出战争。

　　苏俄不打了，协约国集团的人不干了，他们生恐德国借势反扑，战局扭转，所以大家一味的压迫苏俄继续对德作战，不然便要追究责任，视为敌国。

　　这时，日本人也向段祺瑞抛出橄榄枝，称俄国与敌国单独媾和，必将威胁到远东的安全，既然中日是同一集团，又是远东近邻，何不未雨绸缪，联手对付苏俄呢？为此，日本提出了极为优惠的条件，那就是由日本借款2000万日元以提供军饷和购买军械，并帮助中国编练一支参战军。

　　段祺瑞得了这个消息是又惊又喜，全然忘记了日本人背后的阴谋，于是便派参谋处处长靳云鹏负责中日谈判，力争把这一本万利的好买卖给做下来。靳云鹏不负众望，加上此时老段又官复总理，各事都办得顺利，于是中日双方在5月中旬分别签订了陆军及海军的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其内容包括日方提供借款以购买军械和支付军费，并派遣军事人员帮助训练中国参战军。

　　1918年8月，参战军训练处成立，负责处理这支新军队的编练事务，督练由靳云鹏兼任，并成立了军官教导团和军士教导团，分别由陈文运和曲同丰担任团长。按照约定，参战军的军费均来自日本借款，其使用的武器装备也是从日本购买，就连训练方式，也完全采取的日本那一套。

　　参战军军官教导团主要是从保定军官学校中的优秀毕业生和接近皖系的初级军官中抽调组成，训练结束后分派到参战军担任初级军官；军士教导团则是从皖系的北洋各师抽调优秀士兵前来受训，受训三个月后分派到参战军充当军士。军士教导团共六个营，总人数约3200人。

　　段祺瑞对参战军的编练非常重视，在军士教导团的开训典礼上，他兴致勃勃的亲自前来讲话。看见军士训练团整整齐齐的勃勃军姿，段祺瑞十分高兴，他指着身边的督练靳云鹏对大家说：“你们看！靳督练原来就是我当年小站练兵时的一个炮兵，现在已经是参战军的督练了！你们要好好训练，服从命令，将来的前途，必将是不可限量的！”

　　靳云鹏被段祺瑞这么一说，原来准备好的训词给硬生生的咽了回去，只得接着老段的话接着说：“不错！我在小站练兵的时候，不过是段督办的一个小兵，今天我能站在这里，全是段督办一手栽培提拔的，你们今天做了督办的学生，未来必有远大的前途！”

　　军官教导团和军士教导团训练结束后，随即赴安徽、山东、河南等地招募了三万多名新兵，并于1919年1月正式成军。参战军共分3个师，第1师师长曲同丰，驻北京北苑；第2师师长马良，驻山东济南；第3师师长陈文运，驻北京南苑。

　　就当时的武器装备、训练水平、兵员素质等方面来看，参战军既是国内军队的佼佼者，也是段祺瑞引以为骄傲的“王牌军”。但是，参战军有一个重大隐患，那就是成军的时间太短，而其中的中下层军官大都是一些毕业不久的军校生，部队缺乏实战，军官也缺乏指挥的经验，整个部队的作战精神亟待考验，这些负面影响在后来真刀真枪的战斗中立刻暴露无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