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厉害生猛很牛的人

易中天先生在《三国纪》开篇就说：英俊潇洒的袁绍，原本是作为新世纪的揭幕人走上前台的。然而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正是他的引狼入室，不断把士族地主阶级的时代推迟了半个世纪，还让自己和众多的人变成军阀。诚哉斯言!《易中天中华史》通篇都展示着历史通透感，让我等文史爱好者，有些爱不释卷。

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通过东汉末年六次大规模的血腥厮杀，已经两败俱伤，元气难再恢复。皇帝还在，朝臣还有，这几乎跟每个正常王朝的形制基本一样。本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的大臣、武将们，都热衷于去占山为王变军阀，先是各人都有“一亩三分地”(割据状态)。把这种状态坚持得最好的是荆州牧刘表，坐拥江汉之间，静观天下之变。

军阀们总惦记着别人那“一亩三分地”(混战状态)，“最受伤”的也是荆州牧刘表(树欲静而风不止)。“不怕贼打扰，就怕贼惦记”，荆州像块肥肉(战略要地)，大家都想“吃一嘴”。一部三国史，就搅起了两场声势浩大的“荆州风云”，荆州就是“天下三分”的微缩版。“荆州牧”的官帽也数易其主，所以刘表要吐血而死(完全是气死的)。

我们也看到，一个“孝”字走遍了两汉的“大好河山”，也把这种观念渗入到文人学士的骨髓里。《孝经》在一番“孝之始、孝之终”的训导之后，总结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从刘邦不再“轻慢儒生”，开始“重用士子”，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人学士们迎来了“仕进的春天”，“学而优则仕”成为封建时代的“黄金定律”。我们都知道：“马上打天下”(武将吃香)，“马下治天下”(文官受用)，“军功地主”的时代必然被“士族地主”的时代所取代，这是常理。但是，“袁绍们”都当军阀去了，朝廷的无序，社会的混乱，必然有天下的动荡。

我们前面说到的董卓，也不是一无是处。汉灵帝发起的第二次“党锢之祸”，就是外戚集团(代表窦武)借助文官集团(代表陈蕃)与宦官集团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斗争”的战役目标，也是“集体诛杀宦官”。历史何其相似乃尔!当时临朝的窦太后也“心软了一下”。大将军窦武也有跟大将军何进一样的命运(被逼自杀)。而文官集团就伤得很惨，陈蕃被杀，视为陈蕃同党的人被追杀，知名的文人学士被“终身禁锢”。这个历史事件为祸二十多年，而事件的“终结者”就是董卓(提拔使用了一大批文武官员)。让董卓最伤心的是，这些他提拔上来的文武官员却同时举起“反董的大旗”，代表人物就是“袁绍们”，当然也有曹操(但不知名)，只是个“行奋武将军”(非正式，代理)。

其实董卓也不傻，他比曹操更早知道皇帝的重要，废少帝立献帝，想把皇帝掌握在自己手里。不像曹操，要毛玠“点醒”荀彧“建议”。我们都知道著名的“赤壁之战”，曹操给孙权的信第一句话就是“奉命征伐”。正是这个“奉命征伐”，让曹操心中升腾起正义的力量，孙权和刘备也无异于乱臣贼子，更莫说那些“袁绍们”(军阀)。于是统一了北方，还想“剿灭”蜀汉和东吴。而在孙权和刘备的心中，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统一了北方(拣了个大便宜)，天下都吃了一大半还不知足，一双眼睛总是贼溜溜地乱转。

从观众的角度看，“三国演义”的序幕还是很长。为争夺荆州而惹起的“赤壁之战”，曹操为一方，孙刘为另一方。如果不是因为那场瘟疫(不知是什么病毒)，不是因为北方人不善水战，不是因为黄盖的火攻之议(《三国演义》把功劳记到周瑜和诸葛亮头上)和“苦肉计”，曹操或许不会黯然北返，或许会挥师东进，让史册上有“百万雄狮过大江”(曹操军队号称80万，孙刘估计不到20万)的记载。

我认为，“孙刘联盟”是曹操逼出来的，“天下三分”是孙刘争出来的，曹孙刘的赤壁之战，奠定了“天下三分”的雏形(连荆州也被“三家分晋”)。加上曹魏与蜀汉的“汉中之战”，才基本框定了“天下三分”的疆界，这个疆界是战争打出来的，也仿佛是“天有定数”。除了后来的关羽大意失荆州，无论什么战事，包括诸葛武侯的“六出祁山”，曹孙刘三家都基本未能大规模地开疆拓土。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三国鼎立”要在都各自称帝的情况下才能成立，这就会把曹操“排除在外”(因为曹操一生都没有称帝)。当然，曹丕称帝后把曹操追认为“武帝”，这也符合传统的规定，曹操也可纳入“国家主持人”的范畴。《三国志》也是这样写的《武帝纪》，而且有“太祖”“曹公”、“魏王”等称谓。要说陈寿也不够“尊重历史”，把刘备、刘禅称为“先主”和“后主”(《先主传》、《后主传》)，也还说得过去，把本已称帝的孙权(以前的孙坚和以后的孙亮等)，都直接“点名道姓”，没有“为尊者讳”，失却了“古人风范”。是不是因为陈寿是益州人，先侍奉蜀汉再归附曹魏，而东吴“跟他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有研究者说，虽然陈寿秉持的是“曹魏正统论”，但是，他可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尊刘抑曹”的倾向仍然较为明显。我读过《三国志》，也看出了这种端倪。

我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说三国的习惯都是魏、蜀、吴的顺序，陈寿的《三国志》在《纪》、《传》上也是这么排的名次。如果从称王的顺序看，也是曹魏在先、蜀汉跟进、孙权落后。216年四月，汉献帝册封曹操为“魏王”(名为汉臣，实像皇帝)，建立魏国;219年七月，刘备在法正、诸葛亮等人的劝说下自立为“汉中王”，建立蜀国。虽然跟项羽封刘邦为“汉王”(王汉中，兼有巴蜀)的管辖地域一样，但是刘备却只称“汉中王”不称“汉王”，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体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怕背骂名、怕曹操和孙权“说孬话”)。222年(月份不详)，魏文帝曹丕册封孙权为“吴王”，建立吴国。请注意这个吴王是曹丕册封的，孙权实际上不是“大汉的吴王”而是“大魏的吴王”，其称臣于大魏，是想在蜀国“弄他嘎嘎”时可以得到曹魏的庇护。如果从称帝的顺序看，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丕在洛阳称帝(请汉献帝禅位)改元(那个“建安年间”成为历史)，史称“曹魏”。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延续汉朝天命)，史称“蜀汉”。229年孙权称帝，国号“吴”。从皇帝死亡的顺序看，220年正月曹操“归西”(享年65岁)，223年六月刘备“驾崩”(享年62岁)，226年六月曹丕“登仙”(享年40岁)，252年五月孙权才最终“不豫”(享年70岁)。我们可以看出，三国的历史，跟我们的语言习惯惊人地相似。

有人说：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有天子(汉献帝)、有朝廷，还有魏王、汉中王、吴王(只能称王，没有称帝)。皇帝虽然是个“草树桩桩”，但臣民们也要“摇一摇”。《三国志》当中表荐、表奏、奏议仍不绝于耳，曹操虽然那么“牛逼”，还只是汉献帝的丞相，这说明“洛阳政府”还是处于正统地位而且运转基本正常。诸葛亮《隆中对》说：东吴“据有江东，已历三世”，有明显的“家天下”标志，可以说是“家族政府”，而且还相对富庶(战争中没有出现军粮之忧)。蜀汉呢?说是一国，其实只有一州，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可以算个“流亡政府”。据《三国志》载，“三国鼎立”的时代，也出现过“天下两分”的历史事件。据《三国志·邓芝传》，223年，诸葛亮派邓芝往东吴，巩固孙刘联盟。邓芝把孙刘联盟的有效期延长了40年(直到蜀汉灭亡)。229年，孙权称帝，觉得有点“不好意思”，遣使入蜀，想与刘禅“并称二帝”。据《三国志·后主传》，是岁(229年)，孙权称帝，与蜀约盟，共交分天下。诸葛亮派遣陈震入吴，签订孙刘联盟的第一个“书面协议”。据《三国志•陈震传》，(陈)震到武昌，孙权与震升坛歃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属吴，并、凉、冀、兖属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这个“国际条约”只是“纸上谈兵”，但还可以作为说“三国史”的一段笑料。

说到“国家主持人”，汉献帝是最独特的一个。哥哥刘辩(少帝)继立，就惹起了宦官集团和外戚集团的大决战。血雨腥风，惊悸未定，董卓(并州牧)带兵前来，更吓得瑟瑟发抖，不能言语。刘协(献帝)从容自若、流利答对，入了董卓的“法眼”，也成了董卓立威的道具。董卓擅自废立，废杀少帝，立了献帝，让他成为东汉王朝最后一个“国家主持人”(也有曹丕的功劳)。苦难的生活还没过完(缺衣少食逃亡像难民)，主动称臣的曹操“迎天子于许”，他就过起了“名誉主席”的苦痛日子。虽几经挣扎(衣带诏)，除了付出“国丈”和族人的性命外，还看见怀孕的伏皇后披头撒发地被华歆(被管宁割席)揪出。他求情而不得(不是下诏令)，只有一声叹息：我的命也不知能活到几时。随时都有被废被杀的危险，这样的境地真是生不如死(曹丞相“操得好”)。

好在曹操对他还不错，居然把三个女儿同时嫁给他(他只收了两个，诏令最小的养大了再送进宫来)。汉献帝也投桃报李，曹操一路高升，把曹丞相(曹操丞相、曹丕为副)封公封王，直至享受大臣“三项特权”(参拜不名、上朝不趋、剑履上殿)，再到几乎成为“摄皇帝”(享受皇帝一样的待遇)，献帝的报恩式赏赐几乎没有停止。据《三国志•武帝纪》，每次赏赐都要下诏(赞扬曹操的“超然之行、超世之功”)。曹操去世时，把献帝完整地留给曹丕。这个“舅子不是人”，又要夺权，又要他违心地“禅让”，还要做出甘心情愿的样子，这样的日子真是苦闷无比。好在曹丕也没“下死手”(杀死或赐死)，把他封为“山阳公”，安置在山阳县“形同汉仪”(当假皇帝)。山阳公或许已经看透人生，活得有滋有味。曹丕去世时(226年)时，他还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到234年才走完“独特的人生”。